二心集 鲁迅全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十八卷

2021-02-10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瞿秋白来信)

瞿秋白信:〇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Z同志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久廬子按:无产阶级阵营建立专属的词语系统,固然是对汉语的贡献;同样,其他阶级乃至于不同宗教、行业、科学等都各自形成专属的词语系统,同样也是对汉语的丰富。汉语是全体中国人的语言,而不是某个阶级的专利,事实上想这样也是不可能的。用政治来决定语言,是一种妄想,因为政治建立在汉语的基地上。虽然,语言问题始终为有眼光的政治力量所重视,而西方理性主义语言,更适合思想的统治,或者说正是理性主义统治的产物,它是表象的、结构的、逻辑的,其实就是机器的,也就是说,它是统治民众思想的最基本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左右中国现代化的不同政治力量,都想掌握语言改革主导权的原因。这也是汉语自身的成长必得经历的异化环节,即由启发式的不重语法的体悟,沦为严格的语法的统治。但同时,正是汉语的现代化,使得古汉语第一次显现出其巨大的、紧迫的、历史的、本源的、传统的和现实的无比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才是汉语现代化的本来面目。

〇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

久廬子按:决不欺骗读者,就是对读者的一种欺骗。一个作译者,能够做到的只可能是不欺骗自己,他不可能真正对读者负责,只可能对自己负责。换句话说,读者是不可被欺骗的,但很可能自欺。以为对异己的对象有着决定权,这是理性主义的自蔽和执迷,也是一切暴力产生的根源。

〇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当的结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做了这件事。例如俄国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固然,中国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

久廬子按:创造新的言语,是不可能的,但中国人可以使古老的汉语焕然一新,犹老树新枝,其实自古即在演化,从未停止,只是在这个革命的时代,仿佛火山之爆发。这就是汉语的现代化,其实是汉语自身的革命。这不但是无产阶级的任务,也是所有中国人的使命,事实上,所有的中国人必然有意无意地参与其中。当然,现实的革命和政治斗争,以及对西方思想的广泛吸收,可以极大地加快和深化这个进程。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然也不得不参与其中,虽然可能是被动的,反动的,因为表象的语言,脱离不了阴阳之道,当产生无产阶级这个词语的同时,也产生了包括资产阶级一词等与之相对或相异的一切词语。甚至可以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功不可没,因为无产阶级正是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至于[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种要求无非是出于对所信仰的主义的迷信和恐惧,其实是教条主义的本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当马克思主义用真正革命的中国话[信达雅]地[通顺]说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了,但这还不是正确的说法,因为是全新的中国的东西,名曰毛泽东思想。这才是究竟意义上的[翻译],符合一切必要的原则。拘泥于翻译这一回事的争辩,其实是思想的冥顽不化和教条主义,以及文人的习惯和癖好。

鲁迅回信:〇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恉];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久廬子按:仅就翻译这一回事而论,作者指出严氏与赵氏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佛经的翻译思想史,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赵氏其实只是学得严氏的皮毛。而严氏的翻译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否定和消灭的。这也说明,政治家与独立的思想家对语言的看法,一开始就是不同的。如果不明白革命不是毁灭一切,而是继承和发扬,那么不会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另外,吴汝纶提出的[达恉],倒是指出了翻译的关键。

〇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久廬子按:作者提出针对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译本,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最终还要取决于读者自己。就像包括哲学的科学专著与科普作品并存一样;科普作品可以视为一种科学的立体的多对一的[翻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科普作品具有更重要也更深刻的意义,也反映[译者]的全面修养和专业水平,因为真理的表达总是简明的,通俗的。翻译不仅仅只是文本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汲取消化后的再创作;不在著作本身,而是思想和价值的本真表达。所以,[拿来主义]只是开头的救急,更多需要的是[科普]这样的东西,这不是低下,恰恰是体现高明。文学作品也许不能这样做,但因其不要求思想和科学的严密性,故其艺术的再现最为重要,特别是诗,几乎不可以直译。

 

2021-02-10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〇[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久廬子按:真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就是在争取言论的自由,毋宁说就是言论自由。倘若发言之前,先要权威机构发一个免罪或免死的金牌,作为言论自由的保障,那么,不但想说的话其实是不必要说的,而且要求的这种自由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即使有或没有官方和法律的规定,必也会引起某些听众的反对,甚至因此采取激烈的行动。根本上说,言论自由,无非是说自由的言论是无条件的,也就是非说不可,哪怕因此上断头台,我也要说,否则,我就沉默,沉默也是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并不意味一个人可以在公众当中随意说话,相反,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反对,而这又无非是说,言论自由的本质乃是我对自己的言论承担一切后果。对一个自主的觉悟者,不会有言论自由这种要求,相反,要求言论自由的人,他的心灵必为私家或集团的利害所左右,是不可能自由的,而且他想说的话,大抵是可说可不说的。

 

2021-02-10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〇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

久廬子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如果只是一个可笑的书呆子,那么不会在世界文学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但,[青年援发团]并不是中国的[堂吉诃德]。不管[青年援发团]是不是达成最初的愿望,内部又有怎样的秘密,我相信,他们所以这样做,决不是为了[做秀],而是真正出于抗日的意愿和激情;否则,沿途就不会受到民众的欢呼,不会有更多的青年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一路走过去,本身就是抗日爱国的宣传。他们重的是精神,而精神正是最厉害的武器。他们最后没有能够直接上战场,真刀真枪的与侵略者干,甚至竟虎头蛇尾,草草解散,但他们有一颗战士的心,却是无疑的。就像那些请愿的学生,他们或许有些幼稚,而且可能没有充分认识敌人的凶恶、战斗的严酷和环境的复杂,但不能否定他们的爱国的精神。而这种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与[堂吉诃德]模仿的中世纪西方骑士精神,是根本不同的东西。倘若用[堂吉诃德]比喻[青年援发团],恐怕一开始就有了误导。

 

2021-02-09 知难行难

久廬子按:[知难行易],这是孙中山的主张,其实是一句暗语,即必要有[先知先觉]者,否则,如何行得?但若有[先知先觉]的党国领袖指明一切,手下的人行就容易,而不需要知道太多,这就克服了知难的问题。这与业儒对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歪曲解释,可谓异曲同工。知难,行也不易。这是最主张西化的胡适之的主张,要求[专家政治],其实还是业儒的那一套,因为独裁者与庶民之间,臣工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可见,中国人要摧毁中国以往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只是用法不同罢了。我的说法是,知非真知,则行非真行;自知必行,是谓仁行。

 

2021-02-09 宣传与做戏

久廬子按:临末,作者说[恐怕天不久就要亮了]。我能体会作者的一点希望,维系着他的生命,这是他的[幸福],但也只是希望而已,仿佛一支快燃尽的蜡烛。戏台总是光亮的,热闹的,只有看客的一边静悄悄地隐没在黑暗中,而且他们的心,也只有戏台的反光这一块是亮着的,不过不是希望,而是[现实]。[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总结出这一条的人,一定是智力高超且深知世故的天才,类似的说法还有[人生如梦]等等。对看客-戏子来说,所谓世界,就是宣传和做戏,宣传是做戏的广告,其实也是做戏,做戏亦宣传也,总之要出现在看客的耳目,激起他们的欲望,让他们满足;你唱罢我登台,但能上台的都是有才的或有钱或有权的,绝大多数只是看客,不过对他们所亲近的人,也无非是宣传和做戏,只是规模小些。文艺,革命,都是宣传-做戏;就文艺来说,看看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就知道;至于革命,瞿秋白最后的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不单是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只要是人,都是这样,宣传-做戏就是人的本质规定,人有戏骨,也爱[审美]。但,倘若人生只是宣传-做戏,岂非梦幻泡影?确乎如此!就像俄罗斯套娃,最后什么也没有。宗教于是兴起,佛教最谙此道,殊不知一切宗教正是最高级的宣传-做戏,区别在于,宗教必宣称某种超越人类的根本依据,迷信者于是觉得踏实,仿佛受到保护,不信者则沦落虚无,结果都一样,无非继续宣传-做戏。总而言之,对理性主导的异化世界来说,只有文艺的现象,不会有真正的文艺,也只有革命的运动,而不会有真正的革命,因为对自蔽于知觉的戏子-看客,文艺和革命与他们无关,他们需要的总是为他者的异己的文艺和革命,为此要求满足他们的好奇和欲望。呜呼。他们完全蒙在鼓里,因为只有觉悟者才是真正革命的,因而可以产生真正的文艺;文艺乃是生命自觉的展开,革命就是生命自觉的成长。文艺即革命,革命即文艺,必在智慧圆熟的无阴影的澄明中发生。

 

2021-02-08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〇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〇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即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〇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久廬子按:我把写作分为三类:一是有为的写作,二是无为的写作,三是自为的写作。这三种写作,其实就是一个人自身成长所处的不同环节。有为的写作,必定执着于现象而有某种预先设定的目的,或为单纯的名利,或为政治的需要,看重的要么是读者的喜好,要么是政治势力的肯定,而他们又都是异己的存在者;其写作的方式多根据需求分析,预立主题,寻找素材,组织虚构,塑造典型,表现所标榜的某种主义。这是一种不能自主的写作劳动,其实就是文本的设计和生产,其本质是奴性的,服务的,取媚的或恶意的。虽然他们可以写出最[革命]或最[反动]的文本,但其自身却不是革命的或反动的。这样的写作者总是一个作为工具性存在的原子个体,必得委身于某个集团或阶级,处于某个位置或立场。无为的写作,也是一样,不过是有为的写作的反面,往往从有为的写作而一转为为写作而写作,或是发泄,或是自娱,或是习惯,或为同好之玩味,且大抵有一种似乎超然清高的心态,其本质却是颓废的。只有自为的写作,才可以将自强不息,也就是不断革自己的命那样一种生命必然的精神以写作的方式呈现于文本;这样的写作者,一定有着自己的天命的自觉,以及对事物的正见,他不再虚构,不再滞留于现象,而是创造和化育他的世界,成人和物之是,其实是成己之是。我称之为革命的写作者。文本就是他的[法身]或[舍利子]。当然,对于他者来说,无论是读者、批评家和政治势力,都可能在这样的写作者身上张贴花花绿绿的标签,或喜或厌,或捧或骂,或引为同道,或视为敌人,或生或死,都不可能决定他的写作。

 

2021-02-08 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

〇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算赵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这一条格言虽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对于读者是有效力的。因为[信而不顺]的译文,一看便觉得费力,要借书来休养精神的读者,自然就会佩服赵景深教授的格言。至于[顺而不信]的译文,却是倘不对照原文,就连那[不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来对照的读者,中国有几个呢。这时候,必须读者比译者知道得更多一点,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错误,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则,就只好胡里胡涂的装进脑子里去了。

久廬子按:何谓信?自信而已。如何是自信?就是领悟,明白,透彻。所以,信,不是取信于他--也就是所谓的理解,翻译亦然。所谓硬译,就是不明白原文的意思,只好照着语法和词典直译,没有合适的词就音译或照搬。要是明白,一定可以通顺地说出来,除非译者不会汉语,此即庄子说的得意而忘言--其实明白的过程才是真正的[翻译],然后再将明白的意思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当然可以尽量参考原文,自然通顺。这个意思,不仅仅是意思,也包括原文隐含的情感、语调和风格等等。这样的翻译,显然不是所谓的翻译,而是自己的写作。这样才可以达到真正的顺。信必顺,顺必信。所谓信而不顺,顺而不信,本身就已是悖谬的说法。要之,翻译的争论,其实是语言何谓这个根本的哲学问题;只有假定语言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有着严密的结构、逻辑和语法,词语的意义不但固定,精确,且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才可以说文本是可以翻译的,但那是机器的语言,不是人的语言,更不是我的语言,这样又何需人工,用电脑程序就可以实现。这是理性主义的自蔽和执迷。语言和思想是与生命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是情感,是领悟,而不仅仅是外在的知识和理解。究竟讲,决无可能存在一种客观的语言标准体系,虽然可以人为建立某种参照,比如秦始皇的书同文,但若强制实行,那么在文化的繁荣下面,有着巨大的危险,即可能让人成为不会思想、不能觉悟、丧失情感的[智能机器人],而这种理性的语言的反生命的本质,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已显现无遗。不过,生命之为生命,不会因反生命的自蔽而丧失生命;作为生命的人,不仅是理性的,更是可以自身觉悟的;说到底,怎么翻译其实都可以,硬译者就硬译好了,顺译者就不妨顺译,信达雅者就追求信达雅,因为语言和思想在读者--包括作者和译者--那里。有一条可以确定,如果作者和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也胡里胡涂,那么其译作可想而知;反之,作者虽然糊涂,但译者明白,便有佳作。

 

2021-02-07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久廬子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民族主义文学]并不就是民族主义文学。因为就本质来说,民族主义文学乃是要突出反帝、反侵略、反殖民的爱国的主题,这是永远也不会错的。但对当时的执政当局,他们提出的[民族主义文学]却是掩盖其卖国、反动、腐朽的本质,试图掩盖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酷真相,转移大众舆论的一张阴谋的面具,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是反人民的,也是反民族的;即使他们用别的假面,也是一样。左联撕下了这张假面,揭露了当局的阴谋,取得了胜利,居功甚伟。但,不可因此以为,这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胜利,抑或是民族主义文学的失败,而就是直接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作为势不两立的一方,无论对方提出什么主义,搞什么运动,都是要反对的。所以,左联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与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文艺无关,相反,倒是证明,决心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的觉悟的劳苦大众,才真正可以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而就文学本身来说,民族主义乃是革命的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革命和革命的文学一定是[民族主义]的,因为一个人总已是本民族的了。但,只有觉悟者才真正是民族的,所以必也是天下的,却不是阶级的,而是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民族性根植于生命自身,而阶级的属性却是外铄的东西。

 

2021-02-07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

久廬子按:革命的根本误区,即在于为经济而斗争。这样,一旦获得胜利,经济状况改善,革命的热情就会消失,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会滋长。这是人的欲望所致,几乎是必然的。所以,不断革命,不是一句空头的口号,而是真正的革命,即从外部的革命转为自身的革命。这才是关键。可惜,人的欲望是顽固的,思想的革命却是极难之事,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失败而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原因就在于原来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者,其资产阶级思想得以膨胀,结果阶级的结构依然存在,只是成分变化而已。所以,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单是制度的问题,更在于建立比资产阶级有着绝对的巨大的优越性的无产阶级的精神和文化。试想一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国民都是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会怎样?毛主席说他一生有两件大事:一是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本质的原因恐在此。其实,这里所谓的无产阶级,是指积极的、向上的、成长的、大公的、坚定的力量,所谓资产阶级则是颓废的、没落的、垂死的、自私的负面势力,这不是单由经济的状况就可以规定和区分的,甚至情况可能截然相反,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无产阶级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拥趸,而资产阶级反倒可能产生真正的觉悟的无产阶级。根本上,革命不是用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也不是以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其实是一个人的自身成长、觉悟和实现;制度和文化的革新,固然可以建立自身革命的良好氛围,却不可能像生产机器一样造就一大批觉悟者。觉悟,乃是本己之事,且只有人可以觉悟。这个问题,自孔孟以来,一直存在,而且就是同一个问题:即一个人如何通过不断的自身革命,克服私欲和自蔽,其实是克服理性而达到觉悟,成己之是,尽己之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即是这个问题的高度概括。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而小康式的幸福,乃是一种小农式的理想。

久廬子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个提法是大有问题的。何谓革命文学?就是正义的、积极的、向上的、代表人类发展的、为一切受压迫和遭遇不公正对待者的文学。就文学的现象言,作为社会低层阶层的无产阶级固然是革命的,其中必会产生革命的文学,但资产阶级中也可能产生革命的文学,倘若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才会产生革命文学,其他一切阶级都不可能产生革命的文学,这不过是政治的偏见。即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还有一种无产阶级的非革命或反革命的文学?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全部历史,只有两种文学:一种是革命的,另一种则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而且革命文学,指的就是正义的、积极的、向上的、代表人类发展的、为一切受压迫和遭遇不公正对待者的文学。深言之,真正的[无产阶级]乃是指一种特殊的[阶级],其成员都是觉悟者,即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可能来自一切阶级,却不是任何一种阶级。

久廬子按:一切作为[武器]的[革命的]--其实是战斗的--文学,只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这样的文学,主要是宣传,意在加强所支持的政治的力量--无论左冀还是右翼,也就是停留在战术和工具的层面,而不能揭示人与道的本质性;除非是觉悟的革命的作家,能够超越一切现象的对立,以自身的革命呈现革命的本质,如此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生长于革命时代的人,有着成为前驱的荣耀,文学亦然,但只有独立自主的革自己命的作家,才不会流为看客或牺牲者而辜负时代的天命。

 

2021-02-06 《艺术论》译本序

久廬子按:如果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对艺术的现象进行表象的结果,所谓艺术,不过是一类特殊事物的总称。这个意义上,艺术与技术,比如一幅画与一只杯子,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用处不同罢了。就像杜尚最著名的小便器,谁能说一只杯子不是艺术品呢?艺术只是一种生产活动,以某种主义为设计,制作所谓的艺术品,供有钱的消费者选购,用来装饰他们的空间;同时必然出现自称批评家的中介者,其实是艺术品导购人员,引领消费者的趣味和钱袋,使艺术市场活跃起来。总而言之,在艺术的现象上浮游的都是些看客,由于他们占据审美和支付的优越位置,使得一切为他们服务的[艺术家],不得不沦为卖艺的杂耍者。显然,这样的[艺术]和[艺术家],是卑微的,真正的艺术家决不会甘心艺术的这种地位。

 

2021-02-06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久廬子按:何谓无产阶级?恩格斯给出的定义是: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照这个定义,无产阶级不过是一种经济状况的分类,而不管其中的成员可能有着种种不同的想法。他们联合起来斗争,主要就是想改变这种难堪的经济处境,那么一旦掌权,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转为作为其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依然存在,斗争还将继续。要摆脱这种轮回,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执政能够产生一种全新的社会,比如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从此消灭;这在初期一定是强制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乃是一种大众普遍持有的人生理想,并不取决于时下的经济状况,而是由人的欲望所决定,所以在无产阶级那里,资产阶级思想有着无比巨大的市场,因为没有人心甘情愿地处于无产阶级低下的经济地位;如果可能,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分子愿意马上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这就是他们参与[革命]的动力;除了极少数的觉悟者--他们已经克服一般人对无产有产的纠缠、私我的欲望和世俗幸福的追求,因为一个觉悟者总是无产者,而且是自觉的无产者,而一个自觉的无产者才是真正的无产者,也只有真正的无产者才能建立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制度,而要完成这样的使命,根本在于统治权必须掌握在自觉的真正的无产者手里。可惜,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灵活的方式,而在这种蜕变中,无产阶级或将失去以前的光荣和自信,复归于社会的最低层,巴巴地期待另一位弥赛亚的出现。

 

2021-02-06 [好政府主义]

久廬子按:一个由中国人统治的坏政府,与由一个外国人统治的[好政府],对主张[好政府主义]的人来说,后者可能是首选。这就是[好政府主义]的本质,仿佛中国人都是有奶便是娘的禽兽。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只好接受中国人统治的坏政府,仿佛中国人只有在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间选择似的。只有那种心无国家,只想着自己[幸福]的[中国人],才有这样的想法,其实那样的人,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随时准备着做一个[好政府]统治的任何国家的人。所以,问题是,真正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办?首先当然是必须建立由真正的中国人全体当家作主的中国,然后再建设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公认的好政府,这与所谓的[好政府主义],完全是二回事。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公认的好政府?那就是这个政府一定是由真正的中国人所组成,这样的政府,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是好的。

 

2021-02-06 我们要批评家

〇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久廬子按:[旧的堡垒]是必须预先设定的,否则如何表明自己站在[革命]的一边?只是[旧的堡垒]在哪?大抵含糊一指,黑魆魆的,在前面。稍有学问的,便说是古已有之的一切,什么三皇五帝,儒释道,阴阳五行,八卦汉字,文言文,中医,皇权,古书,...,总之是见佛杀佛,遇神灭神,统统都要消灭,留下空地,好引进外国的主义,建设一个[新世界]。结果发现,在黑暗中扭打的,原来都是向[旧的堡垒]宣战的[革命者],[革命]就在[旧的堡垒]上进行,各自又把自己的对手视为[旧的保垒]的守敌。--倘若[革命者]不明白革命只是革自己的命,那么,他们总是[旧的堡垒]的一员。

 

2021-02-05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久廬子按:一个革命的作家,必须保持独立的立场,也就是自由的立场,自由因觉悟而成其之是;换言之,只有保持独立的立场,一个作家才是革命的,自由的。无立场的所谓作家,大抵会投靠某个阵营,站在某面主义的旗帜下,运用他们的才能,成为该阵营和主义的喉舌,那么此时,他还算不得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觉悟的作家,一个革命的作家;他还只是一种文学的工具,即一个革命的作家的反面。所谓独立的立场,不是那种无立场的悬空,仿佛一个人停留在十字路口,而是有着自己明确的主张,并且他的主张是在觉悟的澄明中产生的--古人称之为仁义,所以他对此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作任何辩解。在旁人看来,他也许是左的,右的,不左不右的,等等,但这与作家无关,那是旁观者的偏见;而且,他的主张也可能与左派、右派或别的什么派别的主义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是那一派的。进言之,真正的作家,与包括政治家、批评家乃至于读者在内的一切旁观者,不可以也不可能比较,因为前者只是真诚地写下自己的一切,后者则是利用者,倘若只是利用作品,也就罢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一定还要利用作家这个人,并且改造他们。革命的作家当然总是在不断的改造中,但他是自我改造,革自己的命,生命自身自觉的新陈代谢,因而拒绝一切强加的不能唤起自觉的指令。同时,作家也会参加一切他认为应该参加的活动,但那一定是符合正义的,且能获得尊重。这是当仁不让,至于杀身成仁。

 

2021-02-05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〇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〇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〇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〇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 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

久廬子按:〇积极参加革命的青年,一定是受着自己内心冥冥的引导,虽然还没有觉悟,而向往外在的直接的[革命]的行动,但不可否认,他正在自身成长,虽然是以一种自蔽的异化的方式,仿佛一位浪子背井离乡,寻找诗和远方。终于有一天,他可能会明白,他所寻找的一切,都在此心,本来就有。所以,一切革命,归根结底,都是革自己命,为的是觉悟和完成自己的天命,成己之是。他本是自己的战士,而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他反抗自己,与自己斗争,并在反抗和斗争中,领悟自己,成为自己。所谓[意识正确]的[钢铁战士],其实是近乎于机器人的[革命]的[肉体炸弹];而波特莱尔们,不过是在[革命]的现象的大海边玩耍的弄潮儿,与纸张上的[革命家],是一样的。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看客、工具和奴隶,因为自蔽于[革命]的理念和目标,因而恰恰是非革命的;虽然,也必得经历这个异化的[革命]的环节--革命之劫,一个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〇人类之爱和大同世界,并不在此心之外,而是需要觉悟的革命者以不断的自身革命而在自身实现的东西。以为[人类之爱]和[大同世界]在我之外的远方,仿佛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这正是一切以此为标榜的[革命]的根本问题。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假设这样的[乌托邦]确乎可以存在,倘若进去的住的都是[猪猡],那么它立即就会成为[猪圈]。理想国,只可以也只能实现于觉悟者此心,而不可能在地上建立一座[现实的理想的空城]。换言之,只有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国,一个人才是革命的;而一个革命者,一定会建立起他的理想国,否则,革命尚未成功。

 

2021-02-04 习惯与改革

〇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今年的禁用阴历,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〇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久廬子按:改革不是拍脑瓜,要调查研究。改革什么,人民不是傻子,有发言权,即使对改革的原因一无所知,也要教育在先。比如阴历,一下子用新历,当然有许多不便,尤其是农民,影响到耕作;还有过节,如果过新历年,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过阴历年,这不是为过节而过节,而是有其无限深刻的渊源。何况中国的阴历乃是中国特别国情的产物,有其科学性;新历或有其优越性,完全的实施也需要一个过程,要忍受期间不满的怨声,如果带来便利,自然烟消云散。对照和合历的主意就很好,两边照顾,并不影响。要之,民俗和文化,显示的是一个民族的活力,死的民俗和文化不可能生存下来,而且,民俗和文化总是潜移默化地在变化着,否则,我们岂不还在三皇五帝?至于排满革命,是另一回事,不可将辫子当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那是民族的屈辱;还有裹小脚,是对妇女的摧残,没有一个女人愿意那样,所以人民响应,从此绝迹。倘若只是这些皮毛上搞改革,那还算不得改革;改革是需要不断深化的;倘若推行某项改革,阻力很大,就要调查研究,不见得是人民的错,相反,往往人民是对的,错在改革的实施者。改革不是来自上层,而是来自人民改革的愿望,这是不会错的。如果改革对人民不便不利,一定不会成功。许多改革家,脑子里恐怕还是业儒对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解释,以为改革只是发号施令,而人民就像机器人那样执行就行了,这不但是对孔子思想的歪曲,也将在具体实践中,到处碰壁。

 

2021-02-04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久廬子按:翻译是译者的写作。从一种语言的文本,经过译者的劳动,再用另一种语言写出来。倘若其中一种是母语,那么两种语言就不会对等,必以母语为主导。因为母语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语言,更是生命的语言,它决定一个人的所有属性和现实的生活。所谓[信达雅]的原则,还有[硬译]与[意译]的区分,都停留在译事的现象上,其实都是[硬译]。不会外国语的中国人,读到翻译过来的黑格尔和莎士比亚,其实是译者的黑格尔和莎士比亚,是说汉语的黑格尔和莎士比亚,他们都是[中国人]。至于说母语的黑格尔和莎士比亚,只有掌握他们的语言,才可以接触,而且不可能是完全的接触,因为不是自己的母语。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翻译]这回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译者那里,翻译就学习、理解和思想,以及写作,虽然不是完全的创作,而有一个底本。把翻译当成一种专业和职业,制订种种的原则和规范,似乎出乎忠实原著的好意,其实是一种扼杀,无论对原著还是译著,结果成了第三种东西。这些都是理性主义的影响,包括主义的[保真]和著作权的维护;试想一下,根本不懂汉语的黑格尔和莎士比亚,要求其著作的汉语版忠实原著,岂非可笑?拿到外国语的文凭,能背出一大本双语词典,就可以翻译了吗?所以现在到处充斥着这种[硬译]的东西,因为[硬译]的本质就是不明白所译的是什么,更不必说与原作者心印。科学性的著作,大抵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只是逻辑的装饰,是无生命的,所以很适合[机器翻译]。至于诗,则是另一极端,几乎不可翻译,非要[硬译],便只留下表面的字面的[合乎语法]的意思,而诗之为诗的东西,就像灵魂,仿佛在[解剖]中丧失了。所以,职业翻译家,就像万金油,其翻译的东西是很可疑的。如果非要翻译,那么诗的译介只有诗人才可以胜任,哲学著作只有哲学家才可以翻译,但决不会有专事翻译的诗人和哲学家。讨论也许是必要的,但不是翻译问题的讨论,而是学术研究,比如一个词的翻译,其实不是翻译的问题。要之,翻译不是[物理学]的过程,而是[化学]的奥秘。就像佛经的翻译,产生的是中国佛学,而不是历史癖们的固执,以为来自什么印度。更进一步说,无须担心翻译的质量侮辱或埋没原著的价值,因为我读一本书,无论上面标明是原创的还是翻译的,都是[我的著作],其唯一的价值在于其是否能够激发我的思想和情感。哪怕一本公认拙劣的著作,倘若能够启发我,那么读它就是有意义的;否则,恐怕很少有愚人,非要强忍呵欠读下去,除非是教科书,这是青年的痛苦。

久廬子按:文学有阶级性吗?这是一个文学的现象问题。首先要问,什么是[阶级],以及什么是[阶级性],倘若阶级的划分以成员的出身、地位和资产为依据,那么比如我,就属于无产阶级,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如果非要我填上表格中的那个空格,那么我会写上[自主],虽然我实际的处境,比无产阶级更不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真正的帝王并不需要穿上皇帝的新衣。虽然,在他人眼里,我必也是一个人;所以必有人给我一个阶级的标签,因为在自以为有权决定我的存在的强权者看来,我不过是一个[人],而作为人之类,预先地就有阶级这一属性。而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因为要加诸于我,或以为我是朋友,或以为我是敌人即消灭的对象,或以为我是中间者,需要改造或争取;在政治家的眼里,人就是工具。倘若我不能觉悟而决定自己,也就是我不能如己之是地成己之是,那么只有选择或别无选择,把自己归入某个阶级,接受这个阶级的定义所规定的一切。这无非是说,我不是我自己,我是被他者以阶级或别的标签所规定的某类分子。--这大概就是异化世界一般的阶级状况,在斗争激烈的革命时期,将表现得特别显著,而文学的阶级性几乎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小问题。除非我是一个觉悟者,那么,不管现象如何变幻,无论自己的身上被贴上什么标签,且任这个世界对我施加种种影响,我也将不违天性-天命,当仁不让,杀身成仁。因为,阶级的生涯不过是成长的一个环节,而且是异化的环节。换句话说,觉悟者独然自主,就像上帝,所以我是非阶级的;相反,此心含蕴一切阶级,所以我同时也是一切阶级,可以为一切阶级,所以我不会有阶级的偏见,且怀有同样的慈悲,这意味着,在异化的世界中,作为一个被规定的[人],我总是站在受压迫的多数的劳苦大众的一边。我以为这才是一个作家的完成,文学的完成,因为生命的一切,总是以文学的形式显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