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〇 吾能言之,此夫子之自明也,只是文献遗存不足以证之。夏礼如此,殷礼亦然。何以故?盖礼之本,仁也。仁道既明,则任何时代之礼制,皆能言之。夫子实赞夏殷两代礼制,固因朝代更替而有所损益,不离本也;同时也隐责杞宋二国之过,不能保存先朝文献,也反证保存宪章文献的重要。此外,夫子暗示周代礼制,非凭空而生,而是对夏殷的继承和发扬。要之,朝代更迭,仁道不易,礼乐制度则须与时俱进,加以损益,以应时代之变。所以,足,则吾能徵之矣,此夫子之自信也。所征者何?仁道也。

〇 常人为知性-理性主导,执信历史外我独存,因此之故,历史家们试图从遗存中复原历史的真实,然而问题却是觉仁,即自身觉悟。历史总是本己的,实即此心化育之迹。夫子言及夏殷之礼,杞宋之证,非是提出考古学的原理,而是致仁之诲:礼本于仁,君子自明。蔽于知觉的常人才要求所谓客观的证据。进言之,君子既不是历史的看客,也不是历史的参与者,更不是在遗存上寻找历史的学究,决不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而是历史的创造发明者,以及历史的完成-实现-终结者。一言以蔽之,历史,乃天命之展开。三代之礼,正是夫子的理想和天命自觉,岂是文献可以证之?故曰:礼乐不古,仁道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