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十八卷

2021-02-20 小品文的危机

〇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地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梵。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雅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久廬子按:[小品文]成为[小摆设],主要是把[小品文]当作一种文体来追求;实情却是,[小品文]根源于生命的激昂,仿佛火花的迸射,甚至是火山的喷发,当然会留下情感-思想的痕迹;而在迸射和喷发中,不可能有那个[之间],可供理性审视或思考的余地。而这正是文人之为文人的问题,他们只是模仿所表象的对象和形式,再塞进逻辑为之准备的内容,尽管费心修辞使之精致,但因心灵是贫瘠的,虚弱的,所以弄出来的东西尽管可能产生某种[美感],却与生命无关,就像小玩意的设计-生产,比如,如果把长篇的东西视为大型的建筑,那么[小品文]就像女人头上的一根饰带,或更有性味地,一条镶着蕾丝花边的内裤。所以,对觉悟者来说,并没有[小品文]这种东西;以为[小品文]是匕首和投枪,不过是转向[小摆设]的反面,本质并无不同,仍还是有为的刻意的消费或工具之物,以适应读者之喜好和文坛的需要罢了;况且[小品文]这个名称本身就是文人的词语--文人就活在词语的世界中,而对率真的思想者,所谓的[小品文]也可能具有核弹的威力,足以摧毁无明的异化世界。不妨试想,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一根野草与一棵参天大树,有区别吗?

 

2021-02-19 《一个人的受难》序

〇在桌椅之外,一无所有的屋子里,一个女子怀着孕了(一),生产之后,即被别人所斥逐,不过我不知道斥逐她的是雇主,还是她的父亲(二)。于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三),终于跟了别人;先前的孩子,便进了野孩子之群,在街头捣乱(四)。稍大,去学木匠,但那么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胜任的(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条野狗一样(六)。他为饥饿所逼,就去偷面包(七),而立刻被维持秩序的巡警所捕获(八),关进监牢里去了(九)。罚满释出(十),这回却轮到他在热闹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过,终日挥着鹤嘴锄,是会觉得疲劳的(十三),这时乘机而入的却是恶友(十四),他受了诱惑,去会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归途中又悔恨起来(十七),决计进厂做工,而且一早就看书自习(十八);在这环境里,这才遇到了真的相爱的同人(十九)。但劳资两方冲突了,他登高呼号,联合下工人,和资本家战斗(二十),于是奸细窥探于前(二十一),兵警弹压于后(二十二),奸细又从中离间,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难的[神之子]耶稣像前,这[人之子]就受着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着,等候着兵们的开枪(二十五)!〇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还要难。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这就是《一个人的受难》中所叙述的。

久廬子按:基督教的耶稣与《一个人的受难》中的主人公,是根本不同的角色。耶稣受难的故事,不过是权贵们发明并控制的宗教骗局,用来以欺骗的方式安抚深受他们压迫剥削的穷人们的心灵,所以有复活、上帝和天堂等等概念的图景。果真是上帝之子,怎么可能受难?只是表现受难的可怕的样子给愚夫妇看而已。富人中固然也有不少信仰者,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们虽不是穷人,但与穷人一样怕死,一样向往天堂,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富有,而且也要被富人中的权贵统治。据说耶稣是以自己的受难来免除所有人的原罪和受难,这种说法,只有私心十足的蠢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才会相信并感恩。相反,《一个人的受难》的主人公不同,作为觉悟的穷人的他是要唤醒所有受难的穷人与他一样反抗让他们受难的富人和权贵们,并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不是要免除他们的[原罪],而且他的罪是富人和权贵们强加的;何况在牺牲之前,他就已对富人和权贵们的罪作了最终的审判;反抗就是审判的执行。然而此连环画的作者却用《一个人的受难》这样的题目,这分明是基督教的残留,是思想混乱或有意混淆,总之是缺陷。这个意义上说,故事貌似无产阶级的,其实不然。

 

2021-02-18 

〇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然而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

久廬子按:有利暂聚,无利则散,这是原子个体的一般心理和行为特点,以沙子和沙器比喻原子个体和原子个体的社会,很贴切。这是不必感叹的,因为沙之为沙,沙器之为沙器,全在沙子自己的无明,则无论小民、读书人还是不同等级的[沙皇],都不过是一粒沙子而已。以利诱聚,并不能改变沙子的散性,即一切外我的自私;当然,既得利益的[沙皇]们,希望散沙永远[团结],而那些一无所获甚至倾家荡产的无量沙子,自动复归散状。于是,在经济利诱之外,[沙皇]们又发明政治、法制、伦理和教育等办法,目的只有一个,无非是强迫散沙保持[团结]的状态,以便继续从中取利;而所谓利者,并非从天而降,无非是原子个体之间的与夺,其实就是剥削与被剥削,有获利者,必有亏损者。总而言之,这个原子个体信以为真的异化的现象世界,所有沙子都想成为构成[沙器]主体结构的不同等级的[沙皇],而[沙皇]名下形形色色的[幸福]图景,正是唯一能让散沙[团结]起来的[凝聚力],其实是原子个体与生俱来的不可摆脱的生存忧患和占有之欲;即使没有成为现时的[沙皇],永远不缺的散沙也都会在适当的时机加入新一轮的角逐;而[一盘散沙]的局面,可能正是形成新的[沙器]的开端。这个意义上,作为沙子的原子个体,本质上是没有所谓的阶级属性的,而一切阶级的划分,都是[沙皇]们发明的[团结]方法,意在分而治之,从中取利。--要摆脱沙子的生存,跳出追逐[沙皇]的轮回,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觉悟,即明白一切无外,浑然一己,皆我化育,则当下自知原以为[一盘散沙]的现象见识,不过是自以为自己只是一粒沙子时的分裂和执迷。

 

2021-02-17 谚语

〇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就为了这缘故。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的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

久廬子按:[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而且事实是如此的。]这个断语是大有问题的,而且竟由作者说出来,不免觉得非常的[扎眼],可见他此时的变化,受到了政治的压力和影响。这句话只可以这样说:一个人,一定只有这个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自己之外。但这样说,仍还是僭越,因为除我之外,我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他者的自己,则我又如何知道他的思想和眼光?倘若我[听其言,观其行],那也是我的所闻所见,焉可当成是他的言行?这是理性的自蔽,本质上,理性就是独断的,因其必施加于对象,所以也是暴力的根源。所以,这句话只可以说:我,一定只有我自己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我自己之外。明白这一点,便不难领悟,一切对异己的他者的断语都是僭越,倘若付诸行动,则就是暴力;暴力,泛指一切意义上的对异己的他者的强加,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无论平和的还是激烈的,无论是引为同志还是视为敌人。

 

2021-02-17 又论[第三种人]

〇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久廬子按:忠实于自己,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是二回事。前者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起码具备的品德--我指的不是表德而是仁德即性德的自明;后者则落在[艺术]这回事上,反倒可能被利用而不幸成为对前者的一种遮蔽,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其病即在此。但,忠实于自己,即是忠实于自己的本阶级的属性嘛?不是的。因为阶级的属性,不过是一个外铄的人为的有限的规定,而自己则是明觉的生命全体。倘若将自己归属于阶级,其实是自己不知不觉的沦丧和自贬,一切主动站边或聚集在某种主义旗下的作者,都是没有自己的,他们不过是尚未觉悟的[工具],所以连忠实于自己都谈不上,而只是[忠实]于他认同的阶级属性及其[艺术]的标准。这是尚未克服奴性的[作家],而这样的无明的作家,还不能产生真正的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因为艺术即是生命自觉的展开。当然,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是自以为[忠实]的,就像[忠臣]之于他的主子,[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但这不过是最让人扼腕痛惜的愚忠罢了,其实是忠实的异化。虽然,一个忠实于自己和艺术的作家,他的作品在总已预设某种阶级观的一切读者看来,必也有其阶级性,毋宁说,有一切的阶级性;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可以贴上一枚标签就可盖棺定论,何况一切角色,都是作者的创造,都是作者自己。至于权威们对它作出某种判决,那不过是政治势力强加的暴力,虽然影响它在人间的[命运],但并无损于作者和他的艺术,因为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作家,不会为他者创作,虽然他作为一个活在[人间]的人,也要吃饭。

 

2021-02-17 经验

〇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〇总之,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做嘻笑的资料。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一样重要呢,然而这一点点结果,却是牺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许多人的生命财产换来的。生命,那当然是别人的生命,偶是自己,就得不着这经验了。所以一切经验,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决不上别人讥刺我怕死,就去自杀或拚命的当,而必须写出这一点来,就为此。而且这也是小小的经验的结果。

久廬子按:经验,是自己的,切身的,与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分不开。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经验只对自己来说是经验,倘若对别人说,则不过是经验之谈,还得见闻者自己亲自经验了,才是他的经验。可问题在于,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经验,或把见闻的别人的经验之谈当成普遍的[真理],以为只要现成拿来一用,就可以了,这样还是免不了上当,甚至付出莫名所以的流血牺牲。进一步讲,因为经验是本己的,所以不可传授,能传授的不过是经验之谈,而一切经验之谈,无论穿着[真理]的正装,还是俗谚的便服,都要自己穿一穿,才知合不合身,这就是经验;即使不合身,也不必怨恨,只怪自己经验不足。要之,经验与经验之谈,是根本不同的二回事;倘若混同起来,则不免于或喜或怨,喜是当然,怨则无辜。比如《本草纲目》,用对了,自然没话说,如果中了毒,则不免骂它害人,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还有那些世故的俗谚,多是人云亦云,止于经验之谈,其实不过是袖手旁观的聪明而已;只有勇敢实践的人,才会拥有自己的经验,即使曾经上当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2021-02-16 有关女人(瞿秋白)

〇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〇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阿剌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〇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哪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许是因此罢,她的爱惜家财的心或者比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败家精]。何况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美国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共匪(原文无匪字,谨遵功令改译),我们的妻女就要使我们破产,等不及工人来没收。]中国也许是惟恐工人[来得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哪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久廬子按:说女性[可怜],对于真正实现自我解放和自立的女性,比指责她们的[罪状],恐怕更难于接受,因为这种说法隐含一种男性先天优越的立场。国难当头,中国人当有中国人的立场和态度,这是不分男女的,也是必须的;指出一部分消费女性的问题,并不意味要免除男人尤其是那些[正人君子]的罪过,那些[正人君子]代表不了全体中国的男人。倘若中国的男人都有[苦行]的精神,中国的女人都有[进修道院]的决心,那么中国的历史会是另一种情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能这样做的必是少数人;道德不是外铄的东西,而必源于生命的觉悟,且人皆俱备。至于把奢侈和淫靡的现象归结于私有制的根源,以为公有制的社会即可予以清除,这不是究竟的说法,且过于乐观,看看今天的中国就知道了,尽管这个伟大的国度曾有一段时间完全消灭了一切旧社会的奢侈和淫靡,而显现[六亿神州尽尧舜]的伟大景象。要之,社会制度只是一种外在的人为的强加,倘若一个人--无论男女--不能自身觉悟,总还是私我的原子个体,追求享乐式的食色性也的所谓幸福,那么,即使在公有制条件下实行严酷的道德和法律统治,也不过是孔子说的免而无耻,且必有私下的怨声,因为私我必不能克服其奢侈和淫靡之欲,就像[无产阶级]的多数人可能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样;至于私有制的社会,奢侈和淫靡更是泛滥而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固然是其必然灭亡的理论根据,但单纯的制度决定论,乃是一种不切人性实际的教条主义。〇阿拉伯诗人穆塔纳比的诗的最后四句:美丽的女人给了我短暂的幸福,后来一片荒漠就把我们隔断。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骑在骏马的鞍上,而经书--则时时刻刻是最好的伴侣!这首诗写得真好,岂是歧视女性之言?恕我大胆推测,诗里的主人公,一定会获得女人的爱慕。

 

2021-02-14 真假堂吉诃德(瞿秋白)

〇西洋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〇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久廬子按:兹录一段网上对堂吉诃德的介绍,总结得很好:[这个人物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是神智不清的,疯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等等。他越疯疯癫癫,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几乎谁碰上他都会遭到一场灾难,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他对于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寄予无限的同情。从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通过这一典型,塞万提斯怀着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义的终结。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资产阶级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的社会心态。]--也许中国人太聪明了,既然认定堂吉诃德是十足的呆子,自然不会相信堂吉诃德有着高尚的心灵;如果遇到堂吉诃德这样的呆子,自然要欺侮他,抢走他口袋里的最后一块铜钱。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聪明的中国人相信[实力],胜者为王,不管是蒙古人、满族人还是东西洋人,总之是一切上位或强横者,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聪明的中国人不相信什么仁义道德,什么民族精神,总之一切[中国固有文化],以为都是针对呆子的宣传,而实际是另一回事。--话虽这样说,我还是真诚希望中国多一些相信大刀也可杀敌、坚持仁义道德和民族精神、而且只买[国货]的堂吉诃德那样的[呆子]以及知道他可贵的中国人。而且因为既然有人假扮堂吉诃德,说明喜欢堂吉诃德的大有人在,尽管他们可能是[愚蠢]的;不过,扮演者通常不会是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因为他们是不需要假装的。

 

2021-02-13 听说梦

〇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久廬子按:对觉悟者来说,梦境就是现实,或现实的特殊形式,而所谓现实,就是生命存在明觉的自身展开。作为原子个体的常人自蔽于知觉-理性,把一切都现象-表象-对象化,并将[梦境]与[现实]对立起来,以为[现实]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而[梦境]--总已被表象了,则被认定是虚幻的,于是产生所谓的[梦想],即将[梦境]与[现实]统一起来的[白日梦],其实不过是私欲的图像化,而其最高的普遍的形式就是所谓的[理想],比如[大同]和[中国梦]。他们不会明白,他们认定为[真]的[现实],只是相对于[不真]的[梦境]而为[现实]的,其实都是无明的[梦境],反之亦然;他们更不能明白,他们执着的[理想],当它产生时,就已是现实了,而不是设计的蓝图,需要在地上[实现],相反,一切地上[实现]的[现实],不过是对理想的模仿和褫夺。他们还蒙在鼓里,不明白生命的实现即是建立、保持和完善自己的理想,而这个过程就是仁道-天命。

 

2021-02-12 祝中俄文字之交

〇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久廬子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比阶级的划分更为确切。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压迫,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削,更是思想上的蒙蔽,政治上的不公,乃至于生活上的欺压;但,归根结底,总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事实;也就是说,不存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压迫-被压迫,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压迫-被压迫,而阶级的对立乃是一种表象。无视个体生命的自身存在,只是根据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类属标签或[制服]来决定其社会的身份,本质上就是一种普遍的[压迫],这种[压迫]来自无端的[审判],貌似并不由个人所加,而是依据所谓的[数据]、[主义]或[真理]乃至[法律],但事实上,这不过是权力的巧取豪夺,最后必掌握在少数代言人和掌权者那里。--这才是人间最深刻的压迫,也是一切压迫的基地,因为人与人之间压迫-被压迫的根源,即在于知觉-理性的自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摆脱原子个体的私我意识,那么总已作为被[规定]的无生命的[社会人],处于压迫-被压迫的异化世界中。如果不能觉悟,那么他面临的问题无非是:在压迫的一面,我是理所当然地压迫他者,还是因压迫他者而感到羞愧,最后放弃压迫;在被压迫的一面,我是忍气吞声地受他者的压迫,还是奋起反抗压迫者,使之放弃压迫或为压迫付出代价。这些完全是自己的事,而不可以交由所属的阶级代理。虽然,无论我采取何种态度和行动,都不能改变自己压迫-被压迫的处境,除非觉悟;因为对一个觉悟的独立自主的人,不再存在压迫-被压迫的问题,而这无非是说,我是自由的,既无加诸于他者,他者亦不可加诸于我;求仁得仁,无怨无悔。所以,一切现象的斗争和革命,其实是自身的斗争与革命,是自己与自己的斗争,革自己的命,而根本的目的即在于自身的觉悟;一切可称为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对生命自身斗争-革命的写照,一切可称为伟大的作家就是这样的斗争-革命者。

 

2021-02-12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〇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久廬子按:辱骂和恐吓,在[战士]看来,当然也是[革命]斗争的手段;比起血淋淋的战斗,这又算得了什么?连命都豁出去了,辱骂恐吓敌人又算得什么?且能这样干,正好证明自己的立场坚定、不留后路;最好一枪毙了对方,才是胜利。只有在同一战壕的[同志们]中间,才禁止辱骂和恐吓;怎么可以对[敌人]讲礼貌,讲游戏规则,讲骑士风度,讲人性道德?如果那样,不是[右]就是[中间],必有奸细的嫌疑,至少也是不彻底的分子,而这正是文人[固有]的[弱点]。要[战斗],这不是[论争]或[竞技],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不得不讲[文明],那也不过是[统一战线]的革命[策略],最后是一定要翻脸和清算的。--所以,政治不是文艺,而是对文艺的统治;[左联]不是文学家的联盟,而是以[文艺]为名义的政治团体;这对鲁迅先生来说,迟早,一定,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他早有了预感。

 

2021-02-12 论[第三种人]

〇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〇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〇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久廬子按:在人群中,在他人的眼里,一个人总已被贴上种种标签了,但这不过是外铄的东西,就像制服一样,只能表明他的社会身份或显现在别人那里的那个[我]的形象,并不就是裸体的自己。如果第三种人,指的是这个[裸体],而不是指另外一套[制服],那么必定是存在的;他们宁肯裸体,或穿上百姓的衣服,而不愿意套上左衽或右衽的[制服],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就会这样想,[制服]对于独立自主的人,乃是一种强加的[侮辱]。然则,对于习惯以[制服]简单判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或政治立场的团体势力,这种宁肯裸体的人,是比直接的敌人还要可疑的,可恨的,甚至可怕的,特别是那些特立独行且具有天赋的觉悟的思想者。这[裸体]的第三种人,在文坛上沉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大抵是不想充当文坛争夺战的任何一方的士卒或弹药--倒不主要是因为害怕[挨骂],也可能自以为还不到写作的时候,或正在酝酿,更有可能他们其实是一直在写的,只是没有上交到文坛各方的审判官面前甚或已被[枪毙]而已,因为被各种政治势力左右的文坛(即合法或非法的出版物),任何一部真诚的作品,都须盖上准许的内部的钢印,而且还要根据党性和主义的要求以及配套的专用词语,加以[转译]或[斧正],至于被骂走狗什么的,那还是发表以后的事,而且微不足道。要之,所谓文坛,就是文艺的现象,与一切现象一样,其实就是政治的斗争,或嚣嚣,或沉寂,或革命,或反动,总在不断的变化中。但,文艺并不是文坛,决不可以为文坛就是文艺本身,而且文坛所显现的,不过是文艺现象的一个暂时光亮的历史的切片,仿佛海面露出的小小的冰山尖尖;可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似乎都坚信,以为控制了文坛就控制了文艺,不知道文艺乃是生命的自身呈现,是禁锢不了的,特别对那些革自己的命的作家;除非扼杀所有生命,那么同时也将葬送文坛,以及系于文坛的所有势力和寄生虫,即那些[左而不作]或[右而不作]之辈。

 

2021-02-11 《竖琴》前记

〇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至一九二零年顷,新经济政策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给他们支持的。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〇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久廬子按:革命的作家--按我所说的意义,在人群中,也就是在异己的他人看来,一定是[个人]的,但他完全明白,自己是全体的,全体就是自己。所以,这样的作家,只能被无生命的[团体]视为[同路人]或[陌路人],因为它们不会明白,团体的所有成员和他们所干的一切,都在这位[同路人]或[陌路人]的心里。不过这无关紧要,革命的作家只是以写作的形式呈现自己的生命,不会因为要接受他者的审判而扭曲自己,不管是友好的推荐,还是有罪的判决。与其说他们的作品是[为人生的],不如说是[为自己的]。淑雪兼珂(左琴科)的声明表达一种无立场的立场,其实就是中国古人说的[中],也就是自主的立场;但在世界中,革命的作家可以为一切必要的立场,只凭一条,即孟子说的[仁义而已矣]。他赞成的布尔什维克化,其实既是中国古君子的当仁不让,也是佛陀的方便。他自称对于政治没有操持,其实是一种本真的政治:孔子说,政者正也;政治就是自正。在世人看来,他不是革命者,哪知他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革自己的命,而不是专革他者的命,不管是人,还是众生。他当然决不会是英雄主义的拥趸,更不会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常人的视野,他完全明白,他是自己,只能保持自己,成为自己,其实就是成就一切;而这就是明觉的天命。所以,革命的作家所呈现的,虽多叫唤,呻吟,困穷,酸辛,挣扎,也有反抗,觉悟,慈悲,以及坚定,平和,快乐。可惜,俄罗斯人不会明白。但不妨这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文学是伟大的,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心灵,所以可以代表全部俄罗斯文学,尽管他们还没有克服伟大。

 

2021-02-11 我们不再受骗了

〇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久廬子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必然的,因为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占大多数人口的原来深受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如今成了国家的主人;苏联成功,也就意味着帝国主义之必将灭亡。但,苏联崩溃了,其实是为其内部的帝国主义奴才所颠覆。现在的中国,就是当时的苏联,不但要阻击帝国主义更疯狂的进攻,同时还要防范改革开放滋生的帝国主义奴才的作乱。这些奴才才是最大的危险和挑战,基数很大,而且大抵是新生的剥削阶级和权贵们;根本讲,奴才和准奴才们不会有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更不会有天下意识以及为人民、为劳苦大众的理想和愿望,本质上他们只是原子个体,为金钱和享乐所主宰的欲望的奴隶,很容易收买腐化,他们是谣言的发生地,且不止于谣言。所以,我们不再受骗了嘛?恐怕未必,因为自蔽于知觉见识的常人,总已被现象所[欺骗]了。过去的一年,[美国梦]很大程度上似乎已经破灭,但或许更糟的是把[美国梦]当成[中国梦]来追求。

 

2021-02-11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〇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钦定或官许的力量,到处推销无阻,可是读的人们却不多,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传。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着。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久廬子按:宣传与谣言,有区别吗?根本上,没有,都是基于人的见闻,其目的皆在于取信于人。如果把现象世界比作大海,那么宣传和谣言都是吹动海面的风。当然,风有不同;宣传之风总是大模大样的,谣言之风则飘忽不定,所以,对自蔽于现象见闻因而喜欢奥秘或热爱真相和真理的常人来说,谣言总能搅起更大的浪花,而宣传则习以为常。但,这并不是说,宣传比谣言拥有更多的真相和真理;实情是,并不存在于见闻之外的所谓真相和真理:信之就是真相和真理,不信即非真相和真理。所以,宣传无非公开的谣言,谣言则为隐蔽的宣传。宣传所以公开,必有权力的支持;谣言得以流行,源在民众的好奇。深谙宣传之术的人,必也是制造谣言的高手。宣传与谣言,需相互配合,双向运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取得民众之信。俗云:谣言止于智者。这是不究竟的说法,还停留在怀疑主义;尚需再加一句:宣传止于觉者,才有自信,即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