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〇讲[信]而不讲[义],必有穷途的时候。只有讲[义],才有[信]可言。但要注意,这个[义]不是真正的义,而是义的规定,即所谓的[理],也就是义的异化;[信]也不是真正的信,而是[信]于他人。实情是,对君子来说,义即信,信即义,皆本于仁,是仁的二个方面。强分而说之:义,就是仁的发明,事物之处宜,以不变应万变;信,只是自信,所以信一切;因为一切事物,不外此心,都是仁我所化育。孟子说:大人者,言必不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君子一言一行,发乎仁而必有义,而已,不是像常人那样,为了取他人之[信],也不在是不是言之[可复]。常人无信无义可言,所以必在异己的现象事物上[信]讲[义],不知自己本来有信有义,只是尚未觉仁。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就是这种情况。后二句,也是同样的问题。〇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是说光是态度举止恭敬还不行,要看是不是符合礼制的规范,总之都是做表面文章,无非是业儒教常人自保免辱的方法。君子不然,独然自主,自有其礼而本于仁,耻辱不可加也。要之,仁、义、信、敬、礼,只是一个东西,统摄曰仁,就是明觉的自己。常人分而趋之,独独不能觉仁,则其所建立和确信的一套价值体系支离悬空,要么形同虚设,要么文过饰非,要么终于崩溃,其实空无一物。〇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朱子曰: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亦可以宗而言之矣。业儒所谓的宗,就是原子个体要为自己非存在的有限的生存找个推设的恒常的靠山或根据,中国人就在血缘上找同姓同宗,西方人则在宗教或形而上学上找根据。君子不然,一体同仁,无所不亲,如果一定要有所宗,那就是仁,自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