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公元年

1-1 元年春王正月。
1-2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1-3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1-4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1-5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1-6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1-7 公子益师卒。

0001 《春秋》,不是鲁国史记,但取材于后者,且无篡改,必须先予设定,否则马上陷入虚无,不过这对于发明义理,并无妨碍。编者有所取舍,用自己的书法,隐含我的褒贬,在所难免,也是其价值所在。作者是谁,孟荀都以为是孔子,不信奈何?《论语》没有提及,可谓守口如瓶,蹊跷。还有,孔子为什么要编《春秋》?又何要以隐公为始?说法很多,大抵都是猜度。只有直印圣心,才能明白。那时,我就是孔子。所以,我有个直觉,《论语》可能是唯一能打开《春秋》的钥匙,孟荀则是很好的向导。此外,读《春秋》,切不可掉进两大误区,即把《春秋》当成信史或圣经,不然立即沦为思想的奴隶,成了刻舟求剑和缘木求鱼的蠢人,悔之也晚。

 

0002 无数学者专意书法,以为《春秋》只字之用,皆有大义。这很幼稚。《春秋》自有编辑的体例,但欲以微言传递大义,恐怕只有阴谋论者才会这样做局。康有为喻为拍电报,也是走火入魔。蜩鸠安知鲲鹏之志?大义不在经文,必由此心发明。想当时夫子大概以《春秋》为话头,方便说法;听闻者拾其唾余,而有公羊谷梁,无非假传自家的意思,焉可僭言?传之久,失之甚。自汉独尊儒术,《春秋》更成了禁锢思想的工具,臣妾之术流行,岂夫子初心?韩愈高唱文以载道,不知道不可载,所载非道,必反求诸己,或有所领悟。

 

0003 《春秋》不是春秋,春秋不在《春秋》。春秋,一言以蔽之,曰:仁道自行。仁道,即老子说的恒道,其实就是明觉的自己。何谓明觉?即自亲证:一、此心无外,宇宙天地,众生万物,悉备于我,皆我化育,皆是自己;二、领悟自性所在,天命所归,故不违。仁道,体现于大自然,就是天道;体现在人类世界,就是王道。仁道不觉,霸道横行。霸道,乃是王道的异化形式。夫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意思是,天子之质,必是觉悟的仁者,否则,无非匹夫一个,必行霸道而加诸于人民,则王道岂不就是一张空头支票?

 

0004 仁道体现于世俗的政教,就是仁政,必本于仁。匹夫当国,焉有仁政?顶多不过假仁政之名而行奴役之私,儒术而已,业儒能事。孟子言必仁政,却劝梁惠王那样的嗜欲之徒,岂非鸡同鸭讲?只有仁者当国,才有仁政,则几千年只有一人,及至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幸哉,吾生死斯世,知春秋大义不在传言。进言之,仁者仁政,无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同富裕,更是共同进步,是遏止乃至于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是让人人觉悟而为仁者,从而扬弃原子个体的私我,成己之是,尽己之仁。这样的仁政,与业儒主张的皇权专制下的所谓仁政,以及西方理性主义者倡导的以原子个体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私有政治,截然不同,甚至恐怕是他们想都想不出来的。然而,仁政并非常人以为的那样,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何以故?因为仁政的核心唯是自正,自正在于觉悟。夫子说:政者,正也。正,只是自正,而不是自己不正,只正他人。自正即正一切,此之谓中,亦谓忠。人人自正,是谓仁政。所以夫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都是这个意思。克己,就是扬弃私我,而臻无外之仁我;复礼,即是仁道自行,诚而已。克己复礼,一言以蔽之,曰致仁,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成为毛泽东主张的和亲为样板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0005 就仁者自己,在觉仁的那一刻,仁政已然实现了,那就是自治。仁政就是自治。但,对于世俗社会,仁政往往被视为一种遥远的理想,存在于人们的信念和政治家的反省中。何以故?因为固然可以说人皆有自己的天性-天命,都可以成为明觉的仁者,但要启动觉性,克服私欲,超越将一切表象为异己之对象的知性-理性的控制,是极不容易的,也不是他者可以要求和计划的,必待自觉。所以,这个异化的世界总以原子个体为一己私利的斗争为生存的法则。固然在某个短暂的时期,仁者当国,而呈现仁政的气象,但这很可能并不是建立在人民普遍觉悟的基础上,因此复辟维护私权的私有政治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甚至几乎是一定的。周室迁,春秋始,战国继,秦汉一统,绵延几千年封建皇权统治,直至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部大《春秋》,但还有一部囊括一切历史的《春秋》,在此心。夫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

 

0006 以为孔子存周公之志,欲以回到文王周制,见隐公似有摄让之德,故立他为《春秋》之始,这种业儒式的思维定式可以说已全然丧失了思想的机能。周制如此完美,何以衰败东迁,终于灭亡?可见大有问题,此《春秋》之隐也。想靠一套制度一劳永逸,使天下不落他手,千秋万代,子子孙孙,就像寻找长生不死术一样,乃是一切皇权统治者的痴心妄想和腐朽本质。公羊以为《春秋》之旨在所谓的黜周王鲁,更是弱智。鲁本是周的一分子,就说有这可能,鲁国诸公可有此自信和能力?如果以为孔子自以为可以领导兴鲁复周,那几乎是居心叵测的诽谤了。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仁者自主,所以不王。仁者自治,本就是王。真王无土无臣无民,此心天下,悉备于我。与其说夫子有兴周之志,不如说他身处礼崩乐坏之时,民不聊生,心怀慈悲救世之愿,不惜颠沛流离,岂是干禄求荣?这正是仁者真诚的处世态度,也是根本有别于明哲保身之辈的所在。君子固穷,知其不可而为之,无可无不可,无非尽己之仁;不能从政,何妨教学二三子,且待后人,皆非私图。进言之,夫子确乎有其志,十五而志于学也,及其五十而知天命,则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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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不书即位,左氏说摄也,公羊说成公意也,谷梁说成公志也,公羊谷梁都以为让位于桓是隐公本意。但,《春秋》既以隐公始,这么大的事,何不多费几字,直写摄位?也许二难,不好写即位,也不好写摄政,而事实上隐公就是如假包换的国君,故用元一字。既为国君,自有根据,那就是其父惠公的决定。如果惠公明嘱传位桓公,隐公摄之,那么便没有话说,也就没有后来桓杀隐的事;如果传位隐公,自是当仁不让,何以不书即位?难道隐公自卑如此,竟至于违抗父命?公羊引出两条原则: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也许这正是桓起杀心的祸根,有恃无恐,以为当然。谷梁责隐公行小道而忘大义,不可谓不当,前提是隐公确乎有还桓之心。即便如此,可以显桓之恶,不能彰隐之贤。《史记鲁周公世家》:初,惠公適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这段记载,不管是真还是假,谅不是空穴来风,则隐公何堪?父子三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色一愚一不肖。所谓鲁人共令息摄政,也是牵强,轻轻看过,以为是民主政治了。且摄政何碍即位?如此武则天王莽岂不都有周公之德?皆史家玩弄文字。要之,在封建皇权时代,禅让摄政云云,大抵是粉饰之辞,血流漂杵,才是实情。

 

0008 继承人是国君最重要的事之一。嫡庶,长幼,贵贱,愚贤,等等,都只是考虑的因素,须以国家长治久安,确定最胜任者。这最终决定权必须在自己手里,可由制度保证其决定权,但不可以由制度来决定继承者。封建皇权统治,国君拥有最高权力,是凌驾于制度的。明智的国君必会慎重选择接班人,并在生前为其扫清一切障碍。单靠因袭成法,如嫡长制,上位的大抵多暗弱之辈。所以,公羊家似颇可疑,绕开国君不谈,直接拿制度说事,有虚君实己之意。谷梁的发挥要深刻些,但也未及根本。要之,任何死的制度都不可能杜绝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因为权力太集中了,谁都想要,是君是臣,天壤之别,何况都是有资格的贵胄。一切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一味死守,必将丧失自我更新的机能,终于在革命中灭亡,周制即是如此。隐桓之间发生的乃是权力的斗争,而不是什么宗法伦理问题。《春秋》的作者难道会看不到吗?要之,平王东迁,已证明家天下的封建皇权统治是注定要灭亡的。何以故?即在一个私字,无论是自己,是家,是家族,是家国,还是家天下,都以私利为出发点,由此及彼推演出来。未来的领袖,必是以天下苍生为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觉悟者。这也许是《春秋》所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