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集 鲁迅全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十八卷

2021-01-30 文学和出汗

〇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〇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〇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〇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久廬子按:所谓[永远不变的人性],不过是理性的抽象的发明;文学不是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那是形而上学家或心理学家或人类学家的工作,学究们总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这个[永远不变的人性],但他们也只能找到这个其实只是逻辑假定的抽象本质,至于这个抽象本质究竟所谓,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否则,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对他们来说,文学不过是研究的文本。只有觉悟者,才心知肚明,这个抽象本质的本来面目,就是生命自身,其实就是我,这才是鲜活的[人性]。但,即使如此,一个作家也不是要去描绘人性,那样就成了人性的旁观者,是对人性的僭越;他要做的,无非是把自己的生命显现出来,这就是出汗。文学就是出汗,不管是香的还是臭的。

 

2021-01-30 卢梭和胃口

〇注:梁实秋在《卢梭论女子教育》中说: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证明不但男子和女人是有差别的,就是男子和男子,女人和女人,又有差别。简言之,天下就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的。什么样的人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教育。〇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

久廬子按: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这样主张和实施了,他是伟大的。那时有没有女子教育?当然有,不过教育的内容与君子的培养不同而已。问题不在这。如果天下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那么这无非意味着,没有一个人可以当他人的老师,这一点极为重要。一般的教育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某种普遍性的启蒙。真正的教育在受教育的每一个人自己。自我教育或自学,才是教育的根本。启蒙教育的要点也正在此。但传统的教育却有着更大的野心,因绝大多数人的自蔽,以及统治阶层的要求,希望把教育作为改造国民的主要环节,使他们各自不同的天性被统一的有着某种结构层次的奴性所取代,从而成为符合不同需要的工具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起源于这种自然天性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平等,必须奠基于天性,然而天性绝对不是规定的东西,而决定于自己的觉悟;并不是规定你是男人,就端给你男人的教育,使你成为一个男人;任何天性的规定,都是对天性的否定,因为天性是自在的,而且是俱全的。一棵草与一朵花,看上去如此不同,但它们是平等的,而且草并不想成为花,花也不想成为草。自然的一切都是平等的,其实是同一;所谓平等,已是知觉的分别。人,当然也是自然的,但因人有智慧,而且这智慧是需要自身成长、觉悟和圆熟的东西,所以必须觉悟到自己的天性-天命,才真正是自然的;否则,停留于知觉,人将失去自己,为理性的认识所蔽,而这正是人的歧途和异化,绝大多数人葬身于此。卢梭的问题即在这里,他只作现象上的区别和规定,他所主张和追求的[平等],只是基于现象的概念的规定,而对对象自身来说,这恰恰是不平等;岂但是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必是理性的暴力的强加。所谓契约,只有觉悟者才可能真正建立和遵守;而对自蔽的原子个体,契约订立的一刻就开始违背了。这也正是现代社会的问题,大家似乎都在追求某种无根的外在的平等,比如男与女表面上的同权,不知因此而丧失了真正的平等。虽然,不能因此否定一般教育的社会价值,以及必须扬弃的否定意义;要点在于,一切教育都仅仅是启蒙,而不是终极,所以必须同时鼓励和要求每一个人的自身觉悟,我称之为致仁,这才是教育的根本宗旨。

 

2021-01-29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〇陶元庆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〇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〇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〇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久廬子按:这把[尺]是什么?无论是密达尺,虑傂尺还是营造尺,都不过是对[尺]的模仿,即使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所谓[人]也还是一种模仿。这把[尺],只可以是自己,生命自身,而且必定是永久的,固有的;极其古老,却始终是时时崭新的。这把全能的[尺]乃是生命自身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熔炉,经开端到现在直到终结的全部历史中炼成,因此可以丈量一切。迟暮之感,只属于那些以为自己处于[桎梏]中的人,他们无论到那里,都在桎梏里面。

 

2021-01-29 [尘影]题辞

久廬子按:文章是晦涩的,不过无关紧要,本身就说明问题。只是全集的一条注解让我发现,胡适可以说是中国[公知]的[祖师爷]。注解说:[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这话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Doller),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不是这些人崇拜什么,即使崇拜,也不会崇拜大拉。而是这个老太婆值得崇拜。

 

2021-01-28 革命文学

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 [活不下去了!]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久廬子按: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这是对的。但真正的[革命人]一定是革自己的命,而不是专革他人的命。这样的[革命人]必是稀有之稀有者,而他同时还是一个作家,能创作革命的作品,则是稀有之稀有之稀有者,几不可期待。这个意义上,曹丕说得是对的,文章确乎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叶遂宁和梭波里不是[革命的文学家],因为[革命人]不会自杀,自杀多因绝望,绝望又多因对他者有所期望,可见还是一个革命的旁观者和祈求者。虽然有勇气,但还不是真有勇气,因为真正的大勇乃是在喊出[活不下去了!]的时候,还顽强地继续活下去,继续革自己的命,继续创作革命的文学。

 

2021-01-28 再谈香港

〇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久廬子按:[高等华人]和他们的[奴气同胞],不是中国人,只是相貌像中国人,也可能说中国话,但他们没有中国人的心,也没有中国人的精神。真正的中国人不要被这些假冒的中国人骗了。这些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一旦找到他的主子,无论是土的还是洋的,自然就成了主子的奴才;把这些假冒的中国人当成中国人,不但是误会,也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土人]也许好一些,但逃到深山里,躲起来,也不是觉悟的中国人,除非他们想养精蓄锐,好汉不吃眼前亏,准备有朝一日,以中国人的名义回来复仇算账。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国家?不能用人种和地域来定义。一个人,心里没有国家,即使有几本护照,也是个游民;没有民族的精神,就不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

 

2021-01-28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〇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异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〇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久廬子按:看来孔融是很有思想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独立的存在。这个意义上,母子不再是一体,而是成了一种异化的社会关系,而不再是血肉的直接维系。就像一块磁铁断成二截,不能再原样地吸合在一起的,反而互相排斥,回到娘肚子里去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当父母的,要正视这个事实,孩子是他自己,要全力助他成其之是,而不是当成自己私有的附属物,把自己的欲望加到上面。父子关系亦然。其实一切社会关系,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认定,取决于当事人的智慧发展。孔子的[正名]即奠基于此:父母要做自己认为最好的父母,这是父母对自己的要求,因为认为孩子是自己的孩子;孩子要做个自己认为最好的孩子,这是孩子对自己的要求,因为认为父母是自己的父母。这不是拿一个什么DNA血缘鉴定或法律证书就可以的。所以,父母孩子都做好自己而不要评判他者对我如何,才是完整意义的孝的概念,其实一切社会关系莫不如此。孝还是不孝,根本上说,就是成己之是,否则,就是表现得再[孝]也是不孝的,因为连自己都不是自己,自己不能对自己承担责任,还谈什么孝。至于礼教,不是礼本身;礼本于仁,也就是自己,这个孔子早就说过了。礼教却是僵死的套在人身上的打着孝的旗号的枷锁,是反礼的东西,是礼的异化,甘愿被锁的人,无论是利用的聪明人,还是迷信的老实人,其实都不可能是真有礼的人,都是非礼;礼教的罪恶也就在这里,但这与孔子无关,而是一班业儒的作业。而真有礼的人,也就是觉悟者,不可能被锁,也不怕杀头,这就是真有礼的力量

〇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嵇康)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地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

久廬子按: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这是常人自蔽的心思,康德也持这种主张,因为常人的智慧发展还停留在知觉的阶段,其思想和行为被理性所控制。理性认为一切都是普遍的,而且是外在的。所以一般的人自然不能理解嵇康的做法。但一旦觉悟,马上明白,不可以将自己的一切加诸于他者;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对的,但不全面,还应包括己之所欲,也不可施于人。嵇康固然不怕死,死得其所,但不可以让孩子也同自己这样,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自己,岂可以刻舟求剑或削足适履?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天命,由自己的天性所决定。嵇康的《家诫》也不是要孩子做一个庸人,而是表达了作为父亲的爱,即不要孩子模仿父亲而轻死,只要活着,总会有觉悟的那一天,那个时候,自然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也许也像他的父亲那样,弹着[广陵散]从容就死。

〇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久廬子按:那个[从前的人]是谁?就是我嘛。所谓[田园诗人]或[山林诗人],不过是躲在书斋里的文人贴的标签。陶渊明会标榜自己是什么[田园诗人]吗?还有所谓[入世][出世]的说法,也是凡夫的二分法;甚至也不是[在世],而是世即我心。至于[超然]的姿态,更是文人的自蔽和乔装,其实是一种庸俗不堪的趣味,以为自己要比普罗大众高明;他们的诗文,自然也以为是高等的[人事]而为[高等的人]的,哪里会明白,真正的诗文乃是从我心中流出,就像涌泉,而不是自来水。

 

2021-01-27 小杂感

〇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是如此不同。〇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〇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〇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〇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〇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〇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〇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〇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〇防被欺。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〇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〇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〇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〇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〇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〇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〇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〇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〇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久廬子按:读到现在,最喜欢这一篇,字字珠玑,锋利无比,比满篇引号的大杂感,更好。

 

2021-01-27 答有桓先生

〇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〇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久廬子按:青年,是一生中最好[利用]的时期:自我意识足够坚定,智力足够发达,体格足够强壮,欲望足够强烈,功名之心足够炽盛,而一切又都在[外面],然而经验不足,又特别为理性的说教所迷惑。所以,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争取青年,而奏效的手段无非是迎合青年的特点,让青年成为工具和牺牲,且美其名曰:爱青年。在所有[爱青年]的人中,也许只有父母是真诚的,而像孟母岳母那样的人,只是特例,甚至我怀疑是业儒的炮制。父母总是希望子女平安,好好地活着,活着才有一切,而并不希望他们拿自己的青涩的生命去冒无谓的险,作无谓的牺牲。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尚未真正自立,尽管已经[成年]。这不是父母的私心,恰恰是无私的。然而,天下父母为何又要鼓动青年去成为[浪子]--除了自己的孩子?这才是他们的私心,他们不能把所有的青年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们是想让天下的青年为自己的孩子牺牲;当然也有少数人,是想让天下的青年包括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工具和牺牲,他们已不是父母了。所以,不要自以为自己可以为青年的[导师],不要轻易地指使青年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不要拿功利的诱饵或者抽象的理念让青年[卖命],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把青年炮制成鲜美的[醉虾]来为自己的豪饮佐酒。对青年的爱,其实是很简单的,那就是让他们活着,成长着,健康地活过这个最容易被人利用而且极易丧生的时期,直到真正的自立--即自觉的革自己命的革命者。所以,要做青年的父母,而不要成为窃取青年生命之贼。

 

2021-01-26 读书杂谈

久廬子按:我读过不少书,现在也每天读,读书就像吃喝拉撒,日常之事。不过我不记得刚才读过什么,也不刻意去记忆;我只关心阅读的同时,脑海里产生什么;如果我愿意,我就记录下来。书就摆在眼前,但我知道,它并不存在,我读的书不过是思想的媒介,与我现在看见的周围的其他东西并无区别,但广阔无边;而且我也知道这种感受不在书里,而是自己的心灵在时空中的展开、显现和运动,它是包容一切的。我不能经验别人是怎么读书的,如果还是像我以前那样,为了实用或消遣,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把读书视为一种必须要求回报的付出,那么,我只能感到惋惜,因为在没有觉悟之前,读书是对心灵的遮蔽。

 

2021-01-26 革命时代的文学

〇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〇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〇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〇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〇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〇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〇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还有一层,是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〇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有些的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我想,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〇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但是怀旧,唱挽歌,就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是不会唱挽歌的。〇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久廬子按:狭义讲,文学的确是属于文化的东西,不是必需品,而是温饱以后的消遣。乱世中奔波的人,不会对这样的文学产生什么兴趣。而有力的思想,不需要文学的包装;相反,只有无思想的东西,才需要套上文学的体裁。〇[革命时代的文学],不是[革命的文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别在于,所谓革命时代,乃是历史的现象;而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才能产生革命的文学--它是超越时代的。毋宁说,革命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就是文学的生命,即它的天性-天命,它的精神。倘若以为革命的文学乃是一种助长[革命]的力量,那么这样的[文学]不过是[革命]的特殊装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真正的革命的文学必产生于觉悟者的生命自身,而不能作为不能自主的服务者而生存,无论为政治的目的或别的事业的利益;也惟有这样,文学才能对[革命]产生积极的持久的影响。换言之,真正的革命不是由领袖和先驱者发动的历史性的社会运动,而是生命的自身成长,--明觉的生命必定始终就在自身的革命中。所以,革命者,只可以是自强不息,始终保持自身成长的觉悟者;他一定是自主的,独立的,正直的,慈悲的;虽然在人们的眼里,他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但对他自己来说,他的心灵含蕴一切,所以他创造一切,而宇宙天地,众生万物,人类世界,莫非他的化育。这样的革命者决不会革他者的命;而一个革命的文学家必定以自己的革命(革命就是创造)和创造(创造就是革命),可能影响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生命个体去成为革自己的命的革命者,而不是彼此革彼此的命的[革命]的运动的参与者。只有拥有这样的情怀,一个作家才是革命的,--他不会为新生的事物[讴歌],也不会为没落的东西大作[挽歌];他只是创造一切,让一切成长,因为一切就是他的生命;他也不会为特定的读者的趣味写作,无论他们是工人农民,还是有钱有闲的阶级,但他们都在他的创造中,如其之是地那样活着,而且始终是在他们自身的革命中。

 

2021-01-25 黄花节的杂感

〇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有若干人(如烈士的亲友和心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和前途之人等)痛惜,若干人(如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等)快意,若干人(如逃避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等)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如愚昧麻木的普通大众)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〇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〇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〇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久廬子按:理想国,只可以存在于觉悟者的心地;因此之故,他必也愿意照着他的理想国,能在[地上]实现,所以他以一个革命者,其实一开始多是以[暴徒]的形象,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去为地上正在受苦的人们建立一个安居乐业的国家,因为那是他们的[幸福]。他这样做,并不是像历史上的那些自私的枭雄那样,[和尚摸得,我也摸得],为了也做一回高高在上的皇帝,--只是出于他的仁爱和慈悲,想尽这一肉身之力,免除最广大的人民,正在承受着的由昏庸无明的统治者施加的压迫和苦难。人民都是他的兄弟姐妹,其实就是自己。他并不指望大众因此[感恩],奉他为[神明]或[救世主]。他也不考虑,[愚昧]的大众是否值得他这样做,就像是否值得为野生的动物建立一个圈养的[天堂]。真正讲来,他对统治人民或国家没有兴趣,只是出于自己的义务,以不违自己的天命。他是真正的革命者,区别于一切形形色色的地上的[革命者],后者所以[革命],大抵是为了某种现实的或抽象的好处和目的,所以才有[成功]一说,仿佛不成功,那些失败的战士就成了无意义的牺牲。其实,正是在那些失败的战士中,才有真正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