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〇 所谓公理,就像自由民主这些名相一样,都是西方泊来的东西,据说具有普世价值,其实是盗贼为自己的私欲、野蛮和邪恶作掩护罢了。那些相信费厄泼赖的蠢人,吃过几次亏就明白了。中国古人不讲什么公理,只讲仁义。什么是仁义?就是自己发明的道理,与生命不可分。孔子说得好: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个说法比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好。因为,在道上讲,其道必非我道,如果同道,那什么事也没有;从术上讲,如果对方用的是下三滥的手段,难道我也非用下三滥的办法对付他吗?我有我的办法,仁者自有百宝囊。看一眼现在的世界,就清楚了,最喜欢用下三滥手段欺凌别国的,都是些标榜普世价值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人也是这样,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就先拼一拼。所以,那种公知式的费厄泼赖,我看不但应该缓行,而且必须彻底下架。至于那些落水狗,也不用打,就是别让他们上岸,在水里呆着,直到完全改掉咬人的习惯。

坚壁清野主义

〇 为所有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建立一个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每个国民的责任。且既为国家之一,自非天下大同,必有内外之别;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清除干净,不很好吗?这是我的坚壁清野主义,这个意义上,我是坚定的坚壁清野主义者。坚壁清野没毛病,毛病出在主义上。有业儒式的坚壁清野主义,有民国式的坚壁清野主义,有张献忠式的坚壁清野主义,凡此,无穷,岂有一定?重要的是每个人要有自己的坚壁清野主义,更重要的是每个人要对自己坚决贯彻自己的坚壁清野主义,而不是放任自流,为所欲为,更不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否则,看现在的情形,崇洋媚外,拜金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饭圈文化,黄赌毒,腐败,等等,外邪入侵,沉渣泛起,全都汇集在一起,再不坚壁清野,恐怕要亡国绝种。另外,还要特别提防一种貌似反坚壁清野的公知式的坚壁清野主义,那就是想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精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一切好的东西,统统清除掉,制造历史和现实的断裂,好为西方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让出地盘,结果恐怕就是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的世界。

从胡须说到牙齿

〇 这篇长文让我想到意识流,想那写那,任思绪自然,不似水流,倒象没有一定方向的乱风,吹到身上,有感觉,多半不太舒服,却又捉不住。我还想到游击战,不知道子弹会从哪里射来,不免提心吊胆,终于筋疲力尽。这对那些关心作者而又不喜欢他,而且也是作者关心且不喜欢的人,是非常麻烦的。不过对读者,大可一览而过,或干脆躲起来。此外,我有一个直觉,作者一定深受牙痛的折磨,写作是一种解药,这是符合中医思想的;在痛苦的打磨下,文字就会变成一把把有毒的沙子,散向一切曾得罪过自己的,以及自己所厌恶和痛恨的。

说胡须

〇 因为胡须的样式,作者遇到不少麻烦,以至于中国人把他当成了一个日本人,所以他就把引起误会的两端的尖尖剪去了。胡子还是留着的。这很重要。现在的中国,留胡子的男人越来越少了,大概是想在女人面前,显得年轻些。说胡子的样式关系到国家存亡,似乎太夸张了些,但男人留不留胡子,确乎可以略见国家民心之一斑。

论他妈的

〇 他妈的,这句骂,如果想骂的人就在眼前,那么可以说是卑劣的,此时须改为你妈的,才是好汉。那些喜欢骂他妈的的人,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和欺压,而愤愤不平,但又不知道这欺辱我的是谁,所以用第三人称代之,希望有人认领,即使不再补上你妈的,至少他是有血性的,想骂。另一种是因为胆怯,就是上述的情况,不敢当面骂你妈的,但也还是有血性的。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妈的,才是国骂及其标准形式。所以为国骂,是因为一个民族总体上还未丧尽血性;所以为标准形式,是因个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胆怯者,自然是他妈的;胆壮的,大抵用你妈的;也有自恨的情形,那只好是妈的。所以,若听到有人在骂,请先不要对号入座,庶几可以免去许多麻烦。这是大多数人的情形,不包括有教养的文化人。他们是不会这样骂人的,要骂也只用没文化的人看不懂的字眼,所谓骂人不用脏字也,自然也就少了骂的力度,甚至可能会让挨骂的人产生受到恭维的错觉。不管怎么说,这仍是有点血性的,虽然所剩无几。怎么着也不会骂的人,大抵已丧失了血性,也就成了奴性。对于这类人,国骂是不存在的。所以,每个有血性的国人,要为国骂还是国骂,感到庆幸。

我的节烈观

〇 节烈一词,已被业儒败坏了。在我这里,节烈是一个美好的词。我希望:在封建礼教已成废墟的新时代,真正节烈的女人能够产生出来,越来越多。她们不但自觉、自主、自强和自律,保持高贵的纯洁的独立的女性的品质,且对一切侵犯和强暴有着烈女的刚毅和坚决,而不会因为今天再无旧社会那种恶意的名为节烈的枷锁套在身上,就放任自己。那样,必将有助于造就更多勇猛的大丈夫。而且,这恐怕也是唯一的幸福之道,因为节烈一词,指向必须觉悟的道德本源和本己的天性-天命。

娜拉走后怎样

〇 娜拉走后,会怎样?这类问题,不过是看客的好奇和揣测,争论是没有意义的,那是闲谈。必须自问:如果我是娜拉,应该如何?如果我是娜拉的丈夫,会怎样?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论雷峰塔的倒掉

〇 据说,雷峰塔又重修了,规模更为壮观,不再是破破烂烂的样子,几乎可以说金碧辉煌。可见总有活着的人并不想让它倒掉。只要他们的心里还有雷峰塔,就会想办法变成可让人观瞻的实物。推倒雷峰塔是容易的,但要消除人心中的那座雷峰塔,却不容易。那几乎比法海一样爱管闲事了。可惜,白娘子已被解放,要是健在,她大概会高兴吧,索性就做了这里的名誉主持,一边吃着螃蟹,一边讲着自己的恋爱史。沦为名产的法师,恐怕也会自责自己修行不够,在造塔的时候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更不曾想到,塔迟早还会再建起来。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〇 在瓦砾上重建被盗寇奴才摧毁的建筑,正是理想存在的证明。重建者不会是盗寇奴才。倘若雷峰塔的理想随着它的倒掉而消失,那么重建的不会是雷峰塔,也许是泊来的比萨斜塔或其他什么。自诩文明的盗寇奴才乐于这样做,他们希望把他们的教堂和法庭搬到被他们摧毁的殖民地的瓦砾上。但总有一天,这些洋房也会倒掉吧,那么,昔日被当成的奴才也许表明自己本是英雄。我们决不能放弃这个想法。奴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雷峰塔的罪过。雷锋塔该镇压的,不是白娘娘,当是一切使人成为奴才的东西。

〇 破坏最简单了,但只是破坏,无济于事,倒是会产生维修和古董的行业,生意兴隆。要紧的是革新。革新是精神的活泼,破坏只是无精神的蛮行,无精神的盗寇奴才会热衷破坏,他们以为破坏的东西与他们无干,且是意外的财源。

〇 孔子并不破坏,也不漫骂,但决非因循守旧者,反对革新,而是深知革新必有所因袭,有所损益,否则,要么是公知式的拿来,要么是愚公式的从头再来。所谓圣人,不过是业儒的戏法,后者正该压在雷峰塔下。要之,革新者一定是深谙世故的,否则不足以担当革新的使命,但必须有自强的精神,以免沦为单纯的破坏者。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〇 现在,小说就是文学,至少是文学的主要部分。一般的文学奖,大抵奖给小说,通常是大部头。没有长篇,要获奖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诗人,也需有所谓的史诗,就是诗体的长篇小说。古代不是这样的,文学是极宽泛的范畴,小说却不值一提。这说明,现在的文坛被小说挟持了。文学已沦为娱悦读者的东西,原来却是作者心灵的呈现。虚构遮蔽了历史和现实,甚至成为事实本身,成为大众取得经验的资源,如四大名著之类。可以说,文学是活的历史,历史是死的文学。在我看看,文学家,其实是小说家,是颇可疑的一群,他们为所欲为地虚构,却无须为此承担责任。

寡妇主义

〇 传统意义上的寡妇,在今天,恐怕是没有了,因为真正说来,夫死不再嫁,可算寡妇,而夫死不想再嫁,才是真正的寡妇,其实对道学家来说,夫死不可再嫁,才是寡妇。且向来寡妇不是一个好词,有哪个寡妇会标榜自己是寡妇主义呢?必定是他人强安在寡妇身上的。可见,在旧社会,寡妇是一群可怜的女人,幸好现在完全没有了,因为受法律保护的恋爱婚嫁自由的女人,怎么会是寡妇呢?虽然,作者说的那种拟寡妇,也就是没有丈夫而独自生活的女人,无论她从没嫁过人或曾结过婚的,也无论有明确的主义,还是没有,倒是越来越多。但不管如此,为什么要称这样的女人为拟寡妇呢?显然是带有偏见的说法。而且现在也没有了专门的女子学校;如果有,必是希有的吧,且大抵是明确奉行某种主义的,比如名媛主义或出家主义。总而言之,这篇百年前的杂文,似无再读的必要,仿佛作者为之焦虑和愤恨的问题,也已不复存在。但这恐怕是错觉,因为独身女人是不是一定就心理变态,她们是不是一定给人以像作者描述的杨荫榆那样的印象,以及类似的独身女人能不能担当起教育青年尤其是女子的责任,等等这样的问题,始终还是存在的。而我所窃盼的,也正是在这拟寡妇的群体中,才可以找到对爱情和婚姻怀有理想,而不肯随波逐流,愿为之等待,甚至不惜独守终身的,自立的真正的好女子。如果我非要有所担心,那么,我并不担心中国式的寡妇主义,倒是对从西方拿来的女权主义颇有杞人之忧,因为这种旨在彻底制造男女对立的原子个体的主张,不但正在摧毁中国的女子,同时必然地,也因此在摧毁中国的男子。

论照相之类

〇 照相,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带来的影响,正在剧烈的演进中,究竟是好是坏,不好说。但我以为有必要重新思考最初人们对此的看法:照相是一种妖术,人的精神是要被照去的。〇 这篇分成四节的长文,很晦涩。如果看不惯中国人对洋玩意的大惊小怪,而有种种迷信的想象,似无大动干戈的必要。也许要点在最后一句: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指的显然是梅兰芳。因为照相的流行,使本来只有在戏台才可以见到的男人扮女人的京剧,现在以剧照的形式,堂堂地挂在照相店的橱窗,出现在书刊报纸,因而成为普遍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恐怕是梅先生成为与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握手的唯一中国艺术家的代表。这下清楚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我不想理会这些文坛往事,只想说两点:一是梅兰芳也是留过胡子的,为了不在日本人面前男扮女;二是现在,干脆就是变性,男人变成女人了;或者也无须扮,就是女人的样子,俗称小鲜肉。相比之下,一个本质是男性的男人在舞台上扮成女人的样子给人看,诚可谓是一种艺术的国粹,至少不会把他本人当成女人来意淫。

杂忆

〇 先生说: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趾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孔子说:何以报德?不如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我领会夫子的意思:对他者强加于自己的欺辱和损害,必由自己裁判,自己执行,而无须外求于法制和帝力。这就是以直报怨,可以报复,也可以宽恕。但对于施恩的人,我必报之以恩,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谓喝水不忘挖井人。这就是自治,仁政的内核和基础。现代的法制,恰恰是仁政的异化,只适合那些卑怯的自私者,因为他们向第三方让渡了自治的责任。有骨气的人,必以直报怨,即使可能因此受到法律的制裁。

〇 孔子说:毋友不如己者。这是势利眼吗?倒是解读夫子为势利眼的人自己正是势利眼。所谓势利眼,就是原子个体的视角,就像点光源,总是向外观望,所谓认识。对他们来说,朋友,不过是一种外在的人际关系,所以要交,且不想与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但这根本不是夫子的意思。夫子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对待一切都是友好的,而堪为友者,必是同道的君子。君子相友,一体同仁。如一字,不是常人那种现象上的比较,而是心印。

〇 先生说: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我要自问的是:有枪的人就是强者吗?倒是弱者才会这样想,他们以为枪可以壮胆,可以吓人杀人,让对方乖乖服从自己,只是不知枪并不会让一个弱者变成强者,相反倒很可能使弱者成为暴君。这种情况,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强者,必因自身的觉悟;强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弱则是占有一切的欲求;这样的强者,君子,不会欺凌他者,包括弱者,相反倒是殷切希望所有无明的人都变成和他一样的觉悟者。这就是绝对的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所以慈悲,所以宽容,但这只属于德备的君子。自蔽的常人,他们的智慧还停留于知觉的环节,还是系于肉身-欲望的弱者,原子个体;也只有弱者,私我欲使,才会恃强好胜,彼此相争,彼此残杀,彼此奴役,胜者自鸣得意,肆意妄为,败者叫苦连天,怨恨难消。怨恨,是一种弱者才有的强势的普遍的情感,而强者通常温柔敦厚的,所以君子当仁不让,舍身取义,杀身成仁。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〇 一个孩子,怎么能就这样解放了之呢?除非他已成人,已从他的童年和父母那里培养起足以自立的精神、知识和技能,也准备着做一个父母。果能如此,又何必说解放呢?因为家庭从来不是囚禁他的地方,而是他的故乡和港湾。

〇 没有宽阔光明的地方,只有宽阔光明的心;如果一个人的心是黑暗的,那么无论放到哪里,也是黑暗一片。觉醒的人,难道不是指有着光明之心的父母吗?那么,怎么可以把孩子解放出去呢?

〇 生物没有父亲。只有人类才有父亲。父亲,是一个伟大的字眼,但被无数不知怎样做父亲的父亲们败坏了。父亲,乃是需要觉悟和自身实现的精神。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是对父亲一词的亵渎。如果问,现在怎样做父亲,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首先明白父亲一词的究竟。所以,问题不在孩子的解放,而是父亲如何成为真正的父亲。

〇 人之为人,在于灵明自觉,在于自主自重,在于自敬自尊。婚姻关系岂可等同于禽兽的滥交,生育也不只是动物的本能,而是伟大的期望和使命。寄予人伦以重大的责任,正是人类之本质。问题在于人伦的规定和觉悟,则陈腐的见解必然要遭到扬弃,并在不断的进步中,在觉悟中,达致人伦的至善,而绝不是否定人伦,回到食色性也的原始状态。

〇 尊老爱幼,向来是东方思想的精华。尊老,不但是尊重家里的长辈,更是尊重所有的长辈,尊重共同的先祖;爱幼岂在以幼者为本位?失去父母的本位,何以能爱孩子?本位不是牌位。且爱孩子,岂在简单的解放了之?那是娇宠,以爱的名义施毁灭之实。真正的爱,即是要将万古的精髓输入到孩子的血脉,如此人类才有力量进化。

〇 如果生物学成为伦理学的内核,生物进化论成为人生哲学的基础,那么对人类来说,将是毁灭性的。理性对科学的信仰,正在使人类成为一种智能生物。以生物个体为基础的欧美家庭,正在毁灭中国家庭。相反,中国家庭乃是对欧美家庭的拯救,毋宁说,是对家庭的拯救。

〇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这句话,即使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也有其积极的意义。要在反求诸己,领悟:何谓父?何谓道?何谓孝?不可停留于子承父业之类的现象之见,更不可以拿业儒的解释为准,而是要以自己的情感和经验,领悟孝道的精髓,自可心印。

〇 教育和培养孩子,不是勉为其难的义务,而是当仁不让的责任。不是为孩子作出牺牲,而是在孩子的成长中成为自己。孩子不是异己的他者,是与父母为一体的。孩子就是自己,而不是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这才是爱。这当然是极艰难的事,但也是最简单的事。欲仁斯仁至矣。

题记

〇 要给敌人的舒适的老巢放一点自己所厌恶的东西,恶心一下他们,不让他们舒服,通常是不能如愿的。比如拿苍蝇来说,只要是人,决不会引以为同伴。但,敌人却不同了,他们最喜欢与苍蝇呆在一起,因为他们也是苍蝇的同类,或可名之曰人蝇,苍蝇的一种,似人非人,不似苍蝇却是蝇的一种。送苍蝇过去,他们或会以为送的人也是他们的同类。那么,该送什么给敌人呢?那就是在他们的地盘上,建起一座埋葬自己的过去的坟。

写在坟后面

〇 鲁迅先生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清醒地,顽强地,独自地,在异化的世界--世界总是异化的--中活下去,不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我想没有比这更勇敢的生活态度了。何况,无论这个世界再不如意到绝望的地步,一定有同道的人在,可能还大有人在,这是一种生活的信念,而不需要证明。且解剖虽有必要,却非究竟,因为解剖并不能发现生命,更不能产生有灵魂的生命。解剖别人还是自己,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必要准备;单靠解剖别人和自己生活,那是一种乖戾的虚妄的生活;而且,不能因为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就有权力时时解剖别人。意识到这一点,是极重要的。一言以蔽之,一个人可以解剖自己,而无权解剖他者,那是一种暴力。

〇 鲁迅先生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即使是大觉悟者,也不可能为他者引路。每个人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他自己的路,也只有靠他自己觉悟,才显现出来,这就是天命。否则,他就只有沿着别人划好的路走。一切公共的大道,都是前辈或导师们,乃至于统治者们,试图指点给人们的。有人愿意,也无不可,而且省心。不过,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没有终点。坟,一定是预先建在心里的,就像过去的皇帝,早早地修好了他们的陵墓。倘若每个人的心头都立着这样的一座坟头,人类恐怕是没有希望的。

〇 鲁迅先生说: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未熟的果实,的确是不可以拿出来招待的;即使是成熟的果实,也不是刻意想奉献给所有的人。似乎应该像那棵深山里的梨树,长满了果实,倘若有人路过,刚好摘了,满足他的饥渴;重要的是保持自身成长,结出最好的果实,而不要担心市场的行情,甚至故意提前或推迟了,这种事只有人类才会干出来。

〇 鲁迅先生说: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中国人不读中国书,那读什么呢?也许是学了外国语读外文书吧,现在许多中国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甚至干脆生活在外国,不做中国人了,或者在中国就像外国人那样生活。在这些人看来,最好能彻底些,干脆把汉语禁了,以外国语作为中国人的母语,就像那些殖民地国家。也许在当时,作者的建议是有益的,特别是由那些深受古书之苦的饱学之士说出来。他们应该可以安慰,看看现在,许多中国人似乎已经忘了中国还有古书,而且是很古很古的书,至于读,更是不懂了。这是数典忘祖吗?那打击面太大了。因为古书不尽然都是好的,也许大多数可能是不好的;但外国书不也这样吗?要之,无论读什么书,取决于怎么读,更取决于读的人;如果少一些急功近利的欲望,少一些崇洋媚外的心思,建立起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么,读什么书都是可以的,不管是中国书还是外国书,不管是文言的古书还是白话的新书。封建业儒的那一套,不可能再得势了,因为皇上没了,就像西方人,他们的上帝死了,也许因此古人的伟大思想,才得以完全的解蔽,对全体的中国人开敞出来。不能因为旧社会臣妾文人的作孹和歪曲,就把古书通通烧了,那正是西方的蛮夷和盗寇所希望的,他们忌讳如此古老和高深的中国思想。而且,还有重要的一条,倘若中国人不读不能读中国书,尤其是古书,必定会有一班留过洋的公知学者霸占学校的课堂和媒体的讲台,按西化的私意随意解释中国古人的思想,再来毒害中国的新生代。那是比业儒还可怕,可恨的。

看镜有感

〇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说过的名句,很可以说明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见的明主。历史癖们大抵只是研究古镜作为文物的历史,所以他们不过是国粹主义者。

论睁了眼看

〇 文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鲁迅先生所希望的勇猛的闯将,即革命的作家,的确是大量出现过的,他们的作品影响了无数人的精神,并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现在,他们不在了,他们的作品也被遗忘了。那种瞒和欺的文艺,以娱乐至死的,市场主导的,金钱和肉欲的,与西方文艺同流合污的方式,正在让酒足饭饱的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再一次陷入到瞒和骗的大泽中。可见,文艺并不是引领性的,相反,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文艺;文艺是历史性的精神现象。作家不能取代思想的伟大导师和实践的伟大领袖。单靠文艺,不能改变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的那种国民劣根性(注);即使有所改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国的未来,不可指望作家的奇迹,相反,一般的作家恰恰是这欺与瞒的大泽的制造者和获益者,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对自己欺与瞒的。要之,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自己改变自己,自己照亮自己,自己成为自己,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只有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才能产生真正的甚至伟大的作品。(注:向来不能正视人生这个表面的断语,其实质乃是一个人在其自身成长中所必经的异化的环节,决不可以视为中国人的专利,更不可以为中国人天生有此缺陷。那将是极其错误的。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再多勇猛的闯将也无济于事,则焉有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事实上,比起世界任何其他民族,中国人最善于三省吾身,反求诸己,以至觉悟。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天生就是革命者,只在觉悟与否。)

灯下漫笔

〇 不能自主,只好由他者来做自己的主,所以,不是变成奴隶,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就是奴隶,因为一旦知道自己是奴隶,就可能不再是奴隶了。奴隶,有无数的形式,比如他人的奴隶,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情欲的奴隶,宗教的奴隶,科学的奴隶,真理的奴隶,等等,其实都是知觉的奴隶,知性-理性的奴隶,以为一切在外,自己不过是微尘一粒,在无限的大自然和复杂的人类世界里,不堪一击,于是不得不屈服于外在的强力,通过认识而加以利用,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求得更好的生存。欲求,即是奴性的本质形式。那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较量,不过是发生在奴隶世界中的奴隶间的斗争。这个奴性-奴隶的环节,乃是一个人在其自身成长中所必得经历的异化过程,就像那位离家出走,寻找诗与远方的浪子,自己成为自己的奴隶。如果他一直停留在这个环节,那么决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奴性,以及实际的本质的奴隶状态,相反倒很可能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的努力、奋斗、反抗和挣扎,乃至于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对手,压迫弱者,正是自己作为主人的实现,不知冥冥中驱动他这样做的乃是尚未觉悟的生命自身,即欲求着的奴性。--要彻底克服-扬弃自己的欲求-奴性,只有觉仁一途,即反求诸己,以至启发觉性,明白自己是且只是自己的主人,领悟且亲证一切都是心境,而此心无外,我犹上帝,为一切的创造-化育者,而我创造-化育的我的世界,决定于自己的天性-天命,所以不违,而必成己之是,臻于圆满。易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之谓也。真正的主人就是绝对的自己,含蕴一切,皆是自己,所以无奴隶,亦无奴隶主,一体同仁。孟子云:仁者无敌。此之谓也。要之,奴隶-主人的斗争,必发生在奴隶的世界和奴隶之间,而斗争的隐蔽的目的,并不是决定谁是奴隶的主人,谁是主人的奴隶,而是自身觉悟--我即上帝。

春末闲谈

〇 尚书: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左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孟子: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如果把自己放在治于人者的地位,那么这些话没有一句是不刺耳的。但要是以为自己是治人者呢?这些话自然就很动听了。所以问题在于自问:我是谁?是治人者(A)还是治于人者(a)?欲A即A,欲a即a。可想而知,大多数是A而非a,于是只好斗争,胜者为AA,即真正的治人者,前一个A指A的实现;败者为aA,虽是事实上的治于人者,本质还是A,迟早有一天,在新的斗争中或将成为AA,昔日的AA则沦为aA。那么,有没有aa和Aa?有吧。aa就是如其所愿地成为治于人者,而Aa,则是欲为治于人者而不幸成为治人者。这两种情况是特殊的,aa是心甘情愿的奴隶,但他们是幸福的。Aa,大抵是傀儡或昏君,他们也可以是幸福的。这个人类的世界,不出这四种组合。倘若以心想事成来衡量人生,那么aa或许是最佳选择,也很容易。傀儡和昏君,多因世袭,如官二代,不足与论。只有志在成为治人者的大多数,他们最辛苦,且难以如愿,往往是不情愿的治于人者。这真是令人无法承受的结论:奴隶竟是最幸福的人。好在甘为奴隶的为数不多,但也坏在欲治人者太多,这是由人性的低级部分决定的。因此之故,才有这个不得安宁的人类世界。难道就这样了嘛?不是的。人之为人,一定有着圆善的结局,但需要智慧和觉悟,即启动人性中高尚的部分。这要另当别论。

未有天才之前

〇 天才是自生自长的。外在的东西,不会改变天才之为天才。吃瓜群众盼望的天才,只是知觉能够设想的天才,与天才自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回事。而他们期待天才,根源在于浑然不知自己就是天才,否则,世俗将是天才成长的沃土;天才在天才中生长,这就是自然。但,天才只要求自己成为自己,不会迎合粉丝对天才的需要和追捧,争取一张天才的证书。实情是,无数的天才一直在自生自长,凡夫视而不见罢了。在看客的世界,天才不会出现。

〇 鲁迅先生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我的想法刚好相反:第一声啼哭,正是天才的诗,人类最好的诗。但文人会讨厌,因为他们的诗是做出来的,而不是生命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