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小见大

〇 只是因收取讲义费而发起抗议风潮的学生,与不惜生命谋刺清大臣和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岂是同等的事?更不必说生与死。同写在一起,听起来,与其说为三块无字碑下的烈士申冤,不如说是为冯鸣私人的怨屈。这样的写法,似乎要把风潮提升到学运的高度,这样冯也跃升到英雄的地位,同时北大也无异于专制的统治了。其实,无字碑一节倒是应该单独地好好发一通言论,可惜没有。至于散胙的说法,更是把所有人都一概贬尽。然则真正的志士决不会在牺牲前预备一份分胙的方案,也不会在乎谁来分食他们的尸体,何况更多的人是分不到祭肉的。我的想法是,不能指责大多数的沉默者,只要自己不再沉默。以小见大,当然是智慧,但把小的搞大,就不是了。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〇 鲁迅先生说: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倘若这位胡君生活在现在,他估计会哭死过去。不过,道德家也有批评的权力,也有哭的权力,因为道德家就是天生的批评家,不但批评作品,还要批评人。虽然对于文艺界,沾上他的眼泪是一个污点,但这也证明道德家批评家的力量,令作家惟恐避之不及,尽量不要引起他的注意。倘若勒令不准道德家发言,那倒显得文艺界的小气。只可惜,现在恐怕没有胡君那样的道德家了--假定他流的是真的眼泪,因为所谓的道德已名存实亡,或曰礼崩乐坏。这是必然的,因为流俗所谓道德,不过是一套道德规范,仿佛一只道德容器;真正的道德乃是每个人所自有,比如,一棵草必得成为这一棵草,就是这棵草的道德,但这棵草必得觉悟自己是这一棵草,否则只有在容器里才能显现道德的形状--所有的草都长得一模一样,这就是道德家的道德。问题就在这,道德容器已经朽烂,而自己的道德又不能觉悟而建立起来,结果是人欲横流,道德家的批评也不再伴随不可思议的眼泪,相反,唤起他的或许是感动的情欲。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〇 什么是批评家?本来作家与批评家,是不可分的,因为作家也批评,批评家也写作。后来形成了文坛,有了组织、市场和分工,才出现了职业批评家,他们相当于文坛的政客,通常由二流的作家改行,利用高高的地势和所谓的理论武器,把控着文坛。就像社会要求政府的公正一样,作家也希望文坛的公正。这可能吗?很难,因为这是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斗争,与文学作品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区别是有一点的:如果市场化大一点,文坛也许会重视经济效益,畅销书作者就会受到追捧;如果政治气氛浓些,那么主义的宣传恐怕会主导风向。当然还有人情世故,潜规则什么的。也许只有真正的作家才不在乎批评家,耻于批评他人,他们只为自己写作,他们不会向批评家提出什么希望,即使受到恶意的批评,也会坚持自己的创作;只有那些一心想通过写作在文坛取得名声和利益的人,非但躲不过批评家的审美,而且对于批评家总是存有几分希望,无非是希望批评家对自己另眼相看,手下留情。这类作家,多半也是喜欢批评他人的,甚至可能比批评家还要严厉,缺少的只是他还没有在文坛占据一席地位。

不懂的音译

〇 我想那时,不像现在,现在是又把国学当时髦了,而在那时,至少在主张新文化的主要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那里,国学是一个贬义词,国学家当然是反动派的代名词,所以,在当时文坛论战的时候,主张西化或新文化的一方便常将讨厌的对手讥为国学家,至于称之为冒牌的国学家,更是毫不留情了。风水轮流转,谁能想到,当时新文化恨不得扫除干净的国学,现在又热得不得了,更是有自称国学家的,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而那些崇洋的文人,不少原形毕露,成了人人喊打的公知。我想原因只有一个,不管是哪一方,都并没有真正明白何谓国学,所以也不会知道,西化在中国行不通,因为鼓吹西化的人,心不在中国。这是旁话。说到外国人名的翻译,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统一规范一下就可以了,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政治问题。其实,翻译成中文名也是可以的,如果只是音译,有些确实读起来怪怪的,且有一问,整部书都翻译了,何以要在人名上刻意用音译?恐怕无非是想说明,此乃外国产的,非土货,中国没有。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个中国的名,他的小说人物也用中国的名,我看挺好,且有助于读者以为这是在中国发生的故事,不是更可以起到感动的作用?而且,当时的文坛争论,大抵都是类似这些杂事,却相互攻讦。至少我不愿干这类差事。

一是之学说

〇 任何外来的东西,如果不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亦步亦趋,是不会成功的。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就在这。一唯地拿西方的东西为武器,试图割裂历史,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连根拔起,再造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须改变国籍,做中国人才行。只有中国的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

所谓国学

〇 国学,最妥当的说法,就是中国或中国人的学术。它是一个整体,是恒新而自新的,与时俱进的。它是自身发展,也是不断吸收域外文化的过程。国学,这是中国人称呼自己的文化学术,任何国家都有其自己的国学。所以,国学外别无所谓西学,国学即含蕴天下之学。一切域外文化,若译为汉语,传入中国,即已是国学不可分的了,比如佛学,只有中国佛学,它是国学的一部分,因为经语言的转译和在中国的传播,即已发生国学化,否则必死无疑。倘以国学区别西学,或以国学区别现代科学,则是画地为牢,自限尺寸,不但贬国学为一门特殊的静止的学问,且有切断历史的危险,因为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比如先秦思想,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都有重要的意义,与中国人的生活不能分离,毋宁说,这是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的所在;全盘西化之不可行,原因即在此。若比传统为父母,则断无将父母与他人同列之理。此外,将国学归于所谓传统文化学术乃是不恰当的分类,因为一切文化学术都是当代的,但一切文化学术又是传统的,而且只有传统的文化学术才可以是当代的。否则,外域的文化学术必将取代传统的地位,犹器官移植,民族的元气必将耗尽,中国人的精神也将不存,此即灭种也。现在看来,打倒孔家店只是政治的权宜,而整理国故,其原则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更具长远眼光,然则必也在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并去除业儒之流毒、崇洋之心理、资本之幻想和科学之迷信后才能真正做到。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须将体把握为自强不息的中国人的精神,而不是僵化的封建皇权政治宗法制度和教条体系,用也不是器物之实用,而是中国人的自学自新和自主发展。

以震其艰深

〇 国学一词,或许更流行于现在。何谓国学?学点文言,会读些诸子,搞点红学,就是国学了?这从反面应了鲁迅先生的话:国学国学,新学家既薄为不足道,国学家又道而不能亨,你真要道尽途穷了。就像中医与西医的分裂一样,国学现在似也与西学对立起来;其实,学问何分中西?两分皆乖。国学,就是中国的科学,中国的学术,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吸收现代,惟其有传统的继承,所以必有别于其他诸国的科学,而有其特殊性,所以才是国学。且任何学问,有所谓的普通真理吗?没有,因为任何科学必须落在地上,落到人上。所谓科学无国界,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理性主义的执迷和宣传。任何科学,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思想,除非是机器人,这正是理性主义的宿命。所以,国学一词,如果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任何国家都有其国学,因而没多大的意思,相反倒可能被西学家拿来作为攻击传统的借口。

无题

〇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鲁迅

为俄国歌剧团

〇 爱罗先珂氏说他在中国似乎住在沙漠里了。这句话,如果让中国的古人听见,他们会以为这个瞎眼的外国诗人无非是说,他的心如同一片沙漠。倘若他的心生机勃勃,何以会这样说呢?而且这样说,一定会让沙漠的朋友感到惭愧自卑,并使他的心也变成一片沙漠,或竟生起大恐惧和逃离的欲望,因为没有歌舞和接吻,美妙和勇猛的,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没有趣味,甚而至于没有好奇心,只有寂寞可以招待客人,虽然沙漠也有朝升与落日的美景。心如沙漠的人,到哪也会是寂寞的。而对沙漠有大恐惧的人,注定也会厌弃沙漠吧,尽管这沙漠曾是他的故乡。比沙漠更可怕的,大概就是这些对沙漠有大恐惧的人--只有心如沙漠的人才会如此害怕和厌恶沙漠,而他们原本应该是作为沙漠的生命而活着,而且一直顽强地活下去,直到沙漠变成绿洲。

估学衡

〇 何谓新文化?如果指那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对立起来的文化,那么其实就是西方文化,或者说是接受西方文化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大厌恶的中国文人倡导的那种香蕉文化。这样就清楚了,当时所谓新旧文化的斗争,其实是中西文化倡导者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肯定的一概肯定,否定的一概否定,而不是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的革新和扬弃。然则新文化本该是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自新,而不是自弑。中国文化应该具有常新的生命力,而这必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否则,一切新文化都是旧的,死的。

事实胜于雄辩

〇 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诚然如此。中国人向来也喜欢事实,而非雄辩。相反,雄辩倒是西哲的大本领,他们最好说理,最强调理性,最爱玩弄概念,他们所谓的事实叫证明,也就是说,在一套主张下,无论干什么坏事,只要能证明,都可变成他们想要的事实。对那种雄辩家,中国人称之为佞人。一般的中国人向来以眼见为实,耳听的都有怀疑,更不要说雄辩了,比如西哲高唱的自由、博爱、平等等等,言之凿凿,中国人多有怀疑,因为他们那时看到的是列强侵略掠夺欺压的事实。

智识即罪恶

〇 智识是不是罪恶?也许司马光先生比较适合回答这个问题。他发明了一套用人的原则:德才兼备是圣人,最好;德胜才是君子,也好;才胜德是小人,无德无才是愚人,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因为小人会做坏事。不管这套东西好不好,至少说明,智识不是罪恶,罪恶在有智识用智识的人身上,比如麻醉的知识和麻醉品,用于治病救人,当然是好的,但用于杀人或自迷,当然是罪恶。那位坐在冥府首席的清白官,生前一定也是有智识的,不然何以在地上发大财,在地下还做大官呢?所以,要反对的不是智识,而是对智识的滥用,更要反对对智识的迷信,否则,智识就会成为罪恶的发源地。

随感录六十六

〇 鲁迅先生说: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褒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尼采式的超人主义的邪恶在于:似乎在鼓动人们向上走,而实际上却是诱惑人向下沉沦,即通过践踏他人,通过剥夺压迫他者,维持自己向上走的力量。注意,切不要把野蛮错当成了生命的强力--那不过是生命青涩无明的状态;切不要自得于从没路的地方开辟出路来,因为生命的路就在生命自身里,而不是外面。战争的唯一的正当的目的是彻底消灭战争,而不是留恋战争,通过战争让自己向上走;当战争消亡之时,应该是所有一切都如其之是地活着,而不是只剩下我这孤家寡人。

随感录六十五

〇 鲁迅先生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的,只是暴君及其臣工和帮凶们,决不会是大多数的老百姓。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恐怕有点含糊。臣民两字是决不能合起来的,臣是臣,民是民,臣在君与民之间,其实是站在暴君的一边,他们比暴君更暴,那是很可能的,因为要让主子高兴,要替主子办事,又要维护主子的仁爱圣德的美名。老百姓当然只有幸免的愿望,除此之外,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如果他们成了斗士,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所以,批判老百姓--或者说国民性吧--的懦弱与无知是最容易的,因为不会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难的是要将手中的匕首直接投向暴君和更残暴的暴君的臣子和帮凶们,而且不要误中了想幸免的百姓而使他们作了无谓的牺牲。

随感录六十二

〇 鲁迅先生说: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既有不平和愤恨,说明心还没死,血还没凉,至少也说明这世上还有不平和愤恨,心还没全死,血还没全凉。有人喊出天下无公理无人道的话,总是对麻木者的一种刺激,也是对那些肇因者的一种抗议和警告。要求他们如果不能改造自己,就不要不平和愤怒,就不要出声,岂不就是不要不平和愤恨,不要出声?所以,不妨不平和愤恨,不妨大声呼喊。如果连这一点权力都要被剥夺,那么他们的不平和愤慨之外,又多了一层新加的怨屈。而且,能感到不平和愤恨,能喊出天下无公理无人道的,大抵不会是一有钱就狂嫖滥赌的人,后者恐怕不会有真正的不平和愤恨,因为只需给点钱就可以舒坦的人,是不大可能喊出天下无公理无人道的口号来的。也许竟有这样的人--历史无奇不有,以至于恨恨而死,那么也不必在他的尸体上唾几团吐沫,毕竟他有过不平和愤慨,喊出过天下无公理无人理的口号。这些恨人们,总比那些遭遇不平却欣欣然而无语的人要好些,比那些独独愤恨那些不平和愤恨的分子的人,要好些。

随感录六十一

〇 鲁迅先生说:  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文明人者,比野蛮尤其野蛮。这诚然是痛快淋漓的话,但要问:照我们的意见,怎样才算有人道呢?那答话,想来大约是[收回治外法权,收回租界,退还庚子赔款...],现在都很渺茫,实在不合人道。但又要问: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那答话,想来只能...。对于人道只能...的人的头上,决不会掉下人道来。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如果中国人不能回答人道是什么,那就没有引用外国人的话的资格,更不必说直诉文明人的不人道了。请问:这是中国人的人道么?或者问:如果不知道人道是什么,就不是人了呢?情形仿佛是,每当受压迫的大众抗议压迫者的压迫,却被当头怒喝:咄,你们懂什么人道?据说人道不是天赋的,而是要各人竭力挣来。照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强权就是人道,那么野蛮人确实为自己挣得了大大的人道,而且还在不断培植保养。那些弱小的,不知道人道为何物的,只能...的,被欺凌侮辱的,是不配享受人道的待遇的,因为他们还不是人,所以只有被有人道的人奴役的份,即使食肉寝皮,夷其社稷,也是活该。这正是西方所谓人道的本质。

随感录五十九

〇 鲁迅先生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主义,就是自主之义,自主才能产生自己的义;一个不能自主的人,就是天天给他讲一百种主义,每天还不重样,也不会产生他的主义,反倒让他受了种种主义的诱惑,今天当这种主义的拥趸,明天又做那种主义的马前卒,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死于另一种主义。所以,孟子说反求诸己,不管有多少主义,必须经过自己的消化,生出或化为自己的主义,于是当然变了颜色,但那是自己的本色。果真如此,也许是可以自豪的。更多的人,自己没有主义,也不能明白拿来的主义,反倒被主义牵着,为不是自己的主义摇旗呐喊,鼓动更多没主义的人;倘若如此,主义少些,也许更好。不管如何,自己的主义必不强加于人,而那种大力推行的主义,背后一定有利害的计度,并且总是针对没主义的人推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的是每个人的觉悟和自主,而不能乞灵于什么新主义;新主义也必得为每个人的觉悟和自主,才是好的。倘若每个人都能自主,自然不要求什么主义,或者说对于一切都有自己的主义。至于中国是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不好说;据说有一个地方是经常发生新主义的,那就是留过洋的教授的书斋。

〇 鲁迅先生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新主义的宣传者打算向一个地方放火时,如果还要求那里的人早早准备好精神的燃料,那么这种情形,与一群强盗打算洗劫某个地方时,预先通知那个地方的人准备好财富,没什么二样。迎接他们的,必定是猎枪,或者坚壁清野。中国人向来有着丰富的精神的燃料,但不是为新主义准备的;中国也有自己独特的敏感的心弦,更会发出地动山摇的雷鸣的声音,问题在于这外来的新主义有没有这个能耐,能点燃中国人的精神,拨动中国人的心弦,与中国人发生共鸣,更成为中国人的主义。这难道不是新主义所必备的嘛?如果新主义的宣传者不考虑因地制宜,反倒要求那里的人配合他们的主义,这正是蛮夷的逻辑。这样的主义,不管多新,不要也罢。

〇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这样说,一定是开玩笑。如果说这话的是不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西方人,还情有可原;自蔽的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向来无非是两种态度:一是不屑,一是惧怕。中国的文明和文化,悠久的历史,即使最蠢的西方人,只要稍作了解,私下也是不能断然否认的,只因其顽固的蛮夷逻辑,所以要么掠夺,要么破坏。这便是盗寇的一般心思。如果一个中国人也这样说,那么只能是,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确实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皇权的统治下,业儒又发明了一套精致的臣妾之术禁锢着中国人的心灵,但这不过是中国的天命演进中一个异化的环节。即使没有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人迟早也会觉醒,奋起推翻压迫在头上的座座大山。这推翻的力量,就蕴含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〇 鲁迅先生说: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担心现在的人被如此的理想支配着,其实大可不必;只要自己的理想不如此,就是对大小丈夫们最好的示范,让他们知道原来理想还可以比如此更好,不过也要他们各自以为好才是真正的好。对大多数人来说,现世的幸福生活,就是他们的理想,不然理想该是怎样的呢?除了家庭和睦子女出息,除了丰衣足食,除了长生健康,除了入土为安,恐怕他们想不出还有别的内容可以充实自己的理想。其实那些最爱呼喊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人,也无非是为了如此的理想。--这不是兽性,而是人性,虽然是还处于自身成长中的尚未完善的人性。何况高高在上的皇帝或欺压乡里百姓的土皇帝,只是极少数。如果把这类帝王梦强盗梦奴隶主梦也加在百姓头上,那就冤枉了。进一步讲,秦始皇有他自己的理想,刘邦和项羽们也是,但不管是谁,不要把别人的理想当成自己的理想,也不可把自己的理想强加在别人身上。只有没有理想的人才会计较议论别人的理想,但那有什么意思呢?要紧的是建立自己的理想,更要紧的是领悟理想乃是自己的天命。

〇 鲁迅先生说: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中国人可能不信什么主义,尤其是新主义,但知道保卫自己的家园,不肯做亡国奴,即使不得不做亡国奴,也迟早会起来造反,做自己的主人,同时中国人也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至于那想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不过是少数的强权者及其帮衬们,岂可归罪于广大的民众?人民是无罪的,即使可能愚昧落后,不这样想,就会错对了枪口。至于所谓的别国,与其说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不如说他们以主义的借口,牺牲了别人的一切,就像他们对待殖民地的人民一样,他们始终惦记着还要牺牲中国人的一切哩。而真正能够产生抗拒这一切[来了]的力量的,不是什么外来的新主义的命令,也不是什么头上的曙光,而只可能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随感录五十八

〇 鲁迅先生说: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的一段话:[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这不是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么?--守旧还是革新,在人,不在物。穿西装,戴礼帽,不见得就是革新派,也许是守旧派的伪装。革新派也不是要把以前的所有东西一并除尽。赵国改穿胡服,公子成反对,还是改了,仍是赵家的天下。革赵家的命,才是真正的革新派。公子成穿了胡服,还是守旧派,而且更危险,因为他现在看上去俨然已是革新派了,其心恐怕只想复古。但也未必,只要赵家的根基还在。要之,真正的革新,惟是自新,而一个自新的人,是不会守旧的,不管他穿的是什么衣服,用的是什么东西,读的是什么书,说的是文言还是白话。反之,则无论是叹息的守旧派,还是亢奋的革新派,都可疑。

〇 鲁迅先生说:后来又在《北史》里看见记周静帝的司马后的话: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这又不是与现在信口主张自由和反对自由的人,对于自由所下的解释,丝毫无异么?--可知自由一词,不是泊来的,古已有之,可谓国粹。当北周静帝说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时,外国人还没有发明他们的那个自由。连皇帝都觉得自己不得自由,那么做臣妾的,自然更觉得不得自由,更不必说老百姓了。所以,必须推翻这个帝制,光推翻还不行,还要人人都做皇帝;注意,是做自己的皇帝,而不是做别人的皇帝,这只有觉悟宇宙天地,众生万物,本为一己,才可以。自由就是自主。不能自主,老想着做别人的皇帝,或甘愿做皇帝的臣妾和子民,那是奴役的自由。实情却是,我本自由,只是不觉,所以不自由。自主者,既不主张自由,也不反对自由,只是自主地活而不是为自由而活,自主地死而不是为自由而死。

随感录五十七

〇 鲁迅先生说: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杀了过去,是不是也会杀了现在?我想是的。白话与文言的斗争,只是争夺话语权的政治斗争,与汉语的现代化,不是一回事。白话与文言一样古老。只是文言的权利,过去一直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所以,根本在于推翻反动的统治,而不是拿语言出气,要知道,统治阶级也是用白话说话的,但他们用文言立法,控制文坛、教育和媒体。新中国的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已然产生新的语言的形态,那是文言与白话的融合和创新,而不是以一方取消一方。口语与书面语,本是两途,哪能完全一致?而且,书面语言必须有别于日常口语,必须规范,否则,确乎难免于鄙俚浅陋,看看今天的网络就知道了,汉语的净化已迫在眉睫。至于那些自以为高雅的酸腐文人,喜欢卖弄僵死的语言,那也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僵死的德性,他们兴不起多大的风浪。需要警惕的反倒是那些动辄以四万万人的名义,试图消灭古文的白话文人,他们才可能是沦为真正屠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刽子手。

随感录五十六

〇 鲁迅先生说: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试举目前的例,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湖南灾民的布告,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相比于当时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现在已是翻天覆地,所以反倒要警觉,不要被各种各样的洋货的主义搞昏了头脑,扰乱和动摇了先辈流了无数的流血和牺牲才建立进来的新中国。

随感录五十四

〇 鲁迅先生说: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二重或多重,不过是旁观者的见识,自然是多元的,社会的生态大抵如此,只是剧变的过渡时代显著些罢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如果一个社会竟如机器一样的单一和平静,倒是令人悚然的。对于一个人自己来说,倘若没有主见,不能自主,自然会彷徨而寻不出自己的位置;这样的人,彷徨彷徨也是很好的教训,逼着他有所学习,克服习性,而有所抉择,有所成长。至于独立有主见的人,不但不会彷徨,更会以各种方式参加与对立面的斗争,以有助于秩序的建立,有机的秩序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强迫的。最喜欢二重或多重的是那些聪明人,在形势未明的时候,正可以发挥其纵横的才能,浑水摸鱼,左右逢源,充当调和的角色,在裂缝中脱颖而出。也许,应该担心的是那些彷徨者,他们总是大多数,不但是抱怨的主角,也是混乱的根源。问题是,要是他们总是一种可使由之的态度,期待有人给他们划定道路,那么他们永远还是彷徨者,不能对自己承担责任的抱怨者,除非他们能在彷徨中有所觉悟,而意愿去成为一个自主者,甚至成为一个仁勇的战士。

随感录五十三

〇 真正献身于美术的人,不会在乎别人给不给一顶美术家的帽子,也不会去理会那些批评家的褒贬和争论,也不一定非要研究什么西方或中国的美术史,而最新的流派和主义也许正好是陈腐的时髦。至于作为美术家的幼虫,在一致的呵护中被养起来,更是他所不愿意,反倒在恶劣的漫骂或不屑中的生存更能让他快活,以至于不惜成为一只他者定义的木叶蝶。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一定不是真正热爱美术的人,不是为美术而活着的人。

随感录四十九

〇 鲁迅先生说: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既然是种族的延长,那么就不仅仅只是延长的问题,更好的说法是民族的自身成长,而这决不是生物进化论所能明了、解释和解决的;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只会让人类退回到野蛮,或者失去地球的家园而让位于智能机器人。作为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后裔,应该像老树新枝,特别在治愈了积年的顽疾后,重新长出来的新鲜健康的枝条。那么,死去的不过是掉下来的枯叶,也还可以作为民族的土壤和肥料,而那些坚韧的枝条和树干,以及地底下曼延着的巨大的根部,是决不会死的。不然的话,纵然可以把新苗插在地上,也不可太指望他们都能长成参天大树。所以,老的是不能让开道的,而是要与新的一起生长,带着新的一起生长,除非到用尽生命的时候,那就欢天喜地地自动脱落,使新的一代不至于停留于死的悼念,而向着未来的目标和更高的天空伸展他们的枝叶,再生出新的来,以至无穷。这样,每一根新的枝条都心知肚明,他们不是独立的枝条,而是流着相同的血液,从根部的最深处吸收大地的营养,而且代表着这古树的崭新的面貌、气象和灵魂,承担着开拓的重任。--这不可能是生物界的故事,而是人类活泼泼的历史,毋宁说,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其实是每个人自己的一生。人类的祖先决不是进化论者以为的猿人,甚至某种更原始的虫子,一定是自悟的天纵圣贤,就像孙悟空--只有中华民族才会产生如此伟大的精神象征,这样才可能长成千万年乃至无穷的大树,才可能让作为新叶的我产生全体的大觉悟。否则,猴子永远不过是猴子。

随感录四十八

〇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中国人是否把异族人当朋友,那要看异族人来中国,是否把中国人当朋友。如果来中国的异族人不把中国人当朋友,或者装出一副交朋友的样子,其实是想劫掠奴役中国人,就像白人殖民者对待北美的印弟安人,如果这样,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把此类不速之客当朋友呢?难道要主动地与这样的不怀好意者交朋友吗?所以,要么禽兽,要么打不过,让你暂时当了圣上,但当了圣上,仍还是禽兽,终有一天,会把你打倒。所以,你不要问中国人是否把异族人当朋友,倒是应该去问问异族人怎么想,是否把中国人当成他的同类和朋友。至于关门,有时候是关起门来打狗;有时候是防范,如果周围全是些吃人的禽兽,难道还要打开大门?也许有人愿意。

〇 鲁迅先生说: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赛会这一日抬一回神舆。不知那些学[声光化电]的新进英贤,能否驼着山野隐逸,海滨遗老,折衷一世?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因时制宜,折衷至当,没有什么毛病。易卜生的All-or-Nothing!貌似彻底,却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如果只是表明改变的决心,那是可以的。但如果指导具体的事业,那么All不太可能,Nothing倒是很可能的;或者说,如果All,比如全盘西化,那么很可能Nothing,国将不国,中国人也将成为非中国人;当然也可以积极地说,All指的是把一切该承担的都承担下来,把一切该保留的都保留下来,把一切该学习的都学习起来,把一切该打倒的一切都打倒了,否则中国和中国人或将Nothing。问题不在事务上的应付,而在人的觉悟。倘若真的可以All,那么必须看干事业的是谁,领导事业的又是谁。皇帝还是军阀?山大王还是资本家?抑或公知文人们?必须是全体的人民,还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优秀队伍和伟大领袖,如此才可以实现All而不至于Nothing。但这并不意味要把过去的历史统统格式化,那样,中国就会成为无历史的中国,中华民族就会成为无历史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就会成为无历史的中国人,如此必然还要重蹈一切先人犯过的罪过。要改造的惟是中国人自己,自己改造自己,使All成为新时代的主人翁。做一个觉悟的新人,则一切皆新。具体而言,那两句话都不错;中,中国和中国人也;学,自主自新自强自尊之学也。如此何来中西之分?凡有益自身改造和发展的,都可以学,非是照搬照抄。单纯的拿来主义,虽然方便,不见得就能消化;因时制宜,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而不可以简单用欧几里德式的非此即彼的机器思维方式;所谓折衷,岂是无原则的取中平衡?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会贯通,以致最佳。易卜生这句口号,似是而非,大抵只能迷惑涉世不深、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受了鼓动,为了All,或许成为无谓的牺牲品,也可能把一切本该承担的,本来拥有的东西都舍弃了,而沦为真正的Nothing的一族。

随感录四十七

〇 这篇短文,大概又是讥讽国粹派吧,否则,用显微镜搞微雕,没什么不可以,难道因为显微镜是外国发明的,除了看微生物,就不能用作别的用途?我倒以为是一种中国式的创造,物尽其用嘛。西方亦然,不是把中国发明的火药用来制造侵略掠夺中国的武器嘛?中国人却只用于艺术的创造。我并不因此感到愧疚,相反,颇觉得自豪。好的发明,一定不是残害人类的。还有,记古典看古文,虽是同时代人,也未尝不可,至少是一种必要的学习。难道现代中国人只能写白话文?而且这些确实是本领,是学问。如果没有这些本领和学问,作者怎么知道谁是国粹派呢?要批判国粹派,非要记古典看古文不可。所以,国粹派是一定会存在的,而且在与西方派的斗争中,国粹也许真正可以名符其实。西方,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决不可能取代中国。

随感录四十六

〇 鲁迅先生说: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旧像愈摧毁,人类使愈进步;所以现在才有比利时的义战,与人道的光明。那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诸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易卜生说:我告诉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但也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恭维。尼采说:他们又拿着称赞,围住你嗡嗡的叫:他们的称赞是厚脸皮。他们要接近你的皮肤和你的血。这才是创作。--我辈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偶像,对于觉悟者是不会再存在了,但对于民众来说,却是他们正在发育的精神的需要。理解到这一层,就会对那些视偶像为仇敌的人说,请手下留情。重要的不是要不要偶像,而是要树立什么样的偶像;也就是说,要打倒那些禁锢人们精神的假偶像,建立起能够激发人们精神自觉的新偶像,因为偶像在社会的生活中,有其教化的意义和存在的必然性。那些一味以破坏偶像为乐的人,大多是虚无主义者,其中也有少数才华卓越的人,但又多是自大的原子个体,以为破坏偶像,说明自己更比偶像强了,仿佛在说,我才应该是你们的偶像。只有觉悟者,才会以慈悲博爱之心,体会到偶像之于一般人的真切需要,但又顾虑偶像可能成为无明的统治阶级奴役人的工具,所以又必赋予偶像以引导和启迪人的精神自觉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丘和关羽,作为偶像,不见得一定不如达尔文易卜生尼采之流,说穿了,后者主张的,不过是原子个体的私我,而不是一体同仁的觉悟的大我。此外,作为偶像的孔丘关羽们也是要消失的,但不是破坏,而是自己成为偶像,即具备他们显现于我的品德,这才是偶像之为偶像的根本宗旨,即去成为偶像,而不是一味地崇信。这意味着,在崇信偶像与成为偶像这两个环节之间,必有一场几乎生死的思想斗争,或能恍然大悟,原来偶像就是自己,是自己的映射,犹镜中的我。但这完全是本己之事,必待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倘若有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大声疾呼,你们所崇信的偶像都是假的,你们上当了。那是恶意的教唆,其罪可诛。

随感录四十三

〇 鲁迅先生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美术也是其一: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学了明暗还未分明的静物画,只能画招牌。皮毛改新,心思依旧,结果便是如此,至于讽刺画之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更是无足深怪了。--外国的事物,难道没有黑色的嘛?春宫的创作,恐怕不用泊来。西洋的裸体画,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起到的作用与春宫也差不多。画招贴,确乎用不着先学什么静物画。且中国自古自有画道,画人不必如西画那样讲究比例匀称,生动就行,不妨夸张;画物不必如西画那样讲究透视明暗,意到即可。可见,中国画向来超然于西画之上,明矣,决不可妄自菲薄。何况现代西方绘画的大变革,实大大地启发于东方的艺术。至于讽刺画,自然是一种攻击的器具,难免要伤到人身。当然,这些大概都是借题发挥,实在于宣泄对于旧中国之守旧,之不愿轻易接纳外国事物的愤恨。把中国比作染缸,这是受过西方文化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的一种痛切的说法,其中有恨铁不成钢的,但也有恶意的,以为外国一切都是好的,中国则一切都不如外国,不但要求中国人学外国,而且还要按外国人订的规矩来学。这怎么可以?我愿意相信,作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怀有对国家的良好愿望。要之,不管什么,美术也好,科学也好,思想也好,现成地从国外拿来,也只是权宜,总要土生土长出来,才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不能强迫中国人接受外国制订的标准,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美术家,其他亦然。所有外国的东西变成中国的东西,所有中国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才真正是个东西。

随感录四十二

〇 鲁迅先生说: 听得朋友说,杭州英国都会里的一个医生,在一本医书上做一篇序,称中国人为土人;我当初颇不舒服,子细再想,现在也只好忍受了。土人一字,本来只说生在本地的人,没有什么恶意。后来因其所指,多系野蛮民族,所以加添了一种新意义,仿佛成了野蛮人的代名词。他们以此称中国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可以争得的。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邪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自大与好古,也是土人的一个特性。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此后凡与土人有交涉的西哲,倘能人手一编,便助成了我们的东学西渐,很使土人高兴;但不知那译本的序上写些什么呢?--对于想改土归洋的中国人,自可以扫除自己的土味,只是黄皮肤黑眼睛是去不掉了,但也无须拿外国人的说法来作自己想做新人的理由。即使那位英国人不用土人一字,甚至尊称中国人为先生,中国人在侵略者殖民者的眼里,还是土人,他们难道需要理由吗?就像盗寇,想抢就抢,这是由其野蛮的本性所决定的。中国人敌当不过,暂且忍耐,但决不该因此而自认是土人了,更不该为了他们的歧视和压迫,主动收集据说古已有之的所谓事实,证明他们骂得不错,侵略得有理,甚至还要感恩他们的解放和拯救。就是有这些中国人的败类的帮衬,那些自以为文明人的盗寇才会在他们的据说是科学的著作中公然地不知羞耻地称中国人为土人。姑且不说十三经二十五史好不好,单就积累的规模,哪一国的文明之邦可以说这些都是土人的标志呢?更不必说什么劫掠、残杀、鸦片等等,不正是他们文明人正在对中国的土人干的事情吗?

随感录四十一

〇 尼采式的超人,只是尼采的超人,倘若他知道自己就是他所盼望的超人,他就再也不会这样呼唤,而是像超人那样行动。但,超人究竟是什么呢?没有人能说明白。因为一个不是超人的人永远也不可能为超人代言,除非他就是超人,那又何必加一个超字,难道自以为比人优越嘛?尼采式的超人,终归渺茫。与其祈求那将来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不如自己努力让自己成为那高尚和圆满者。为什么不可以呢?事实上就是,而且只有自己才可能是。如此,又为什么要一边姑息着自己的不行,一边又祈祷那高尚和圆满者出现呢?这不仅仅只是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而是要做自己必须做的让自己高尚和圆满的事,要发自己必须发的向着高尚和圆满的声。倘若不是必须,而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不至于完全的堕落而做一点事,发一点声,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萤火虫与太阳是一样的,自身都通体透明,充满了光;只有旁观者才分大小,功利以度而有褒贬。而且,萤火虫或太阳无意于照亮他者,也不因他者之被照亮而欣喜,只是出于天性而发光,因为这是它的天命。一个人难道不是与萤火虫和太阳一样的吗?去成为自己,就是向上走,就是发光,而不是站在原地,害怕地观望,看着世界的浊流,一边留意着暗地可能投来的石子,泼来的秽水,一边又期盼着作为拯救者的太阳和超人快快出现。石子和秽水当然算不得大侮蔑,因为自己首先就侮蔑了自己。一个不侮蔑自己的人,没有谁可以侮蔑他。超人就是对人的侮蔑。人就是对自己的侮蔑。

随感录四十

〇 包办婚姻的旧账,对于大厌恶者,大抵可算清算了,不过,是不是仍有喜欢者,难说。诚如作者所愿,人之子们获得了解放和对婚姻的自主,但是不是因此他们就知道爱情是什么呢,是否因此就获得爱情了呢?未必,甚至反而喊出了另一种声音。私窝子里的道学家怕是越来越多,虽然有一个时期,是完全消灭了的。人之子们现在有了另类的苦闷和叫声,却没有了借口,因为以前,还自以为是亲情的牺牲者而有喊叫的资格,并对莫名其妙的爱情,有着向往。如今解放的人之子们,恐怕面临一无所有的处境,没有爱情,没有父母,没有责任,于是,必然地,越来越频繁地往私窝子里寻觅他们的爱情。爱情固然不可定义,但十分确定的是:一个人,如果不能承担对自己的责任,那么他也决无可能获得真正的爱情。他所经验的,不过是情欲以及激发和满足情欲的肉体,以及满足后的空虚。

随感录三十九

〇 理想家与经验家,虽然彼此攻讦,其实都是对着世界说事。理想家以为这个世界不好,拿出一张蓝图,鼓动大家按蓝图的样子改造世界,恨不得立即把地平了。经验家说还是这个世界真实,虽然不尽如意,但改也要一步步来,如果任由理想家去搞,一定会天下大乱。无论理想家还是经验家,对他们来说,世界是外在的,而人生活在世界中,而且,无论世界怎样变化,经验表明总不会是理想的样子。也许他们从未想过和解,彼此成为互相学习的道友,而使自己成为理想的经验家或经验的理想家,一面怀着理想家的崇高目标,一面又有着经验家的务实谨慎,可见他们都有偏执的缺陷,所以势不两立。这样也就不能指望他们的觉醒:理想乃是在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花朵,只在自家的心田开放。

随感录三十八

〇 自大家总比自小家好。人以为自大家多空谈,其实一旦觉悟,自大家很快可以成为一个大家;自小家尽管十分努力,始终还是小家子。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并非虚言。只是好汉不提当年勇,想到自己现在落后了,于是奋进,庶几可以重振。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话没毛病,至少看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区别,且知精神文明更重要。若能检点自己的精神遗产,发扬好学的精神和每事问的务实态度,确乎可使精神文明焕然一新。如此,物质文明必也能逐步建立起来。要是没有精神文明,一味追求物质文明,那么很快就会成为物质的奴隶,被金钱和资本所奴役,成为无精神的工具。可能有人反对,难道西方就没有精神文明了吗?答曰:那是西方的精神文明,所以为西方。如果中国只有西方的精神文明,岂不成了西方的精神殖民地?要知精神与民族是决不可分的。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样说有何不可?只是有过并不是还有,有过而现在没有,就急起直追,不但要建立起来,而且还要更好。这是完全可以的。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事实。且在毛泽东时代,已然消灭这些东西,倒是改革开放后,这些东西又从西方进来,花样更多。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不妨这样理解:你说中国思想昏乱,中国思想就昏乱了吗?也许是说这话的人自己思想昏乱。即使中国有许多思想昏乱的人,比如崇洋媚外之徒,叫兽和公知之类,必也有清醒的思想者,而且大有人在。进一步讲,如果列强妄图灭我中华,那好,来吧,中国人现在不止四万万,有十几亿了,你能把我灭绝么?灭绝的倒可能是欲灭我中华者。还有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话没错,难道要以西学为体不成?体,必须把握为独立自主;用,也不是像消费者那样,简单拿现成的泊来品一用,而是消化吸收,还要自产更好的。至于当时对西方科学陌生、拒斥和否定,不足为怪。在科学日益成为人类共识而且主宰生活的今天,反倒要提倡怀疑的精神,因为发展科学不是迷信科学,也不可把科学视为西方的专利,何况中国确乎有自己的科学。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少西方科学起源于中国,且中国人向来有着西方所缺乏的整体观,何况科学乃人类共业,岂容自专?要之,科学理性不是智慧的极限,而只是智慧成长的一个环节,且是异化的环节,所以不能为科学而科学,不能只为实用便利而科学。

〇 鲁迅先生感叹,中国没有个人的自大,而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然而这正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优点。因为中国人的心目中有其族群和国家,不管这个人是卑怯,还是勇猛。所以,中华民族和中国绵延而不绝,而且现在正在复兴。相反,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人大抵只有个人的自大,而没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所以,族群和国家对于他们,只是谋取个人私利的借口、工具和条件。这是何等明白的差异和道理。其实,博学如作者难道会不知道,中国人自古以来何尝没有个人的自大,比如孔子所赞的狂狷之士,比如无数的义士和英雄,比如当仁不让,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等等,那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个人的自大。

随感录三十七

〇 以为侵略者的胜利是因为义和团的迷信拳术,是极错误的。就说拳术敌不过枪炮,咒语也没什么效验,义和团的战士也是堂堂正正地死在侵略者的枪炮下,并没有退缩一步,或在一边冷笑,甚至也没有埋怨中国的先人为什么不早些发明枪炮。他们没有失掉光荣,相反,名垂青史。拳术原是与政治无关的,作为教育的一个内容,也无非为强身健体,难道要学生摆弄枪炮么?那只会生起杀戮的欲望,比如美国,而不能对健康起多大的作用。的确,打着国粹的名号玩把戏吹牛的人很多,也每每打不过西洋的拳法,中国人不免怀疑武术是花架子,也情有可原,但不可以为拳术无非如此,是必须淘汰的玩意儿;照这种思维方式,干脆学日本的维新,全盘西化得了。这在日本可以,其他国家或也可以,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根,可以有机会主义的心思,哪家强就做哪家的奴仆,但中国不行,也许只有中国不行。实情是,倘若十四万万中国人个个从小习练武术,即使没有枪炮,也足以让一切侵略者胆寒。因为拳术的真谛不是架子,而是中国人的精神。

随感录三十六

〇 鲁迅先生说: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中国人,自然是特别生长的,否则,算什么中国人呢?当然,很有些中国人不这样想,他们想成为世界人,担心被排除在世界之外,而这无非是说,中国人似乎不属于世界,要加入世界,就不要做中国人,即排除掉一切粹,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东西,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于是,在被允许加入不属于自己的世界的同时,中国人的名目也许还在,中国人却消灭了,只剩下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黄皮白心也好,黄皮黑心也罢;于是,他们不再恐惧,因为有了世界人的绿卡。现在,这类人越来越多,这正是我的大恐惧。

随感录三十五

〇 中国有其国粹,但不是瓶瓶罐罐,那都是现象事物。中国的国粹,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如何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至少要有几个条件:第一,愿意做一个中国人,自认为是一个中国人,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境遇下,都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就是自己的命运。第二、以汉语为母语,不管掌握多少种别的语言,都以汉语为思想和交流的基础。第三、通晓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历史,但不是抱残守缺,不是拒斥新思想新事物,恰恰相反,真正的中国人,总是开放的,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助于自身进步的东西。真正的中国人,就是中国的国粹,绝不会要求谁来保存我们,只是自强不息。没有真正的中国人,所谓的国粹不过是些残骸,只有虫子在里面忙碌。

随感录三十三

〇 科学的进步和带来的改变,超乎想象,此其效用和不可控的实证;同时,反科学暗流涌动,说鬼话的人越来越多。如作者以为鬼话的静坐法,便有不少拥趸,而精神对肉体的主导作用,更成为共识。再如,中医被西医当成鬼话,现在越显高明,毋宁说更为科学。科学与伦理的对抗一直存在,如农药,转基因,病毒,污染,等等;即使在纯科学领域,也有另一类鬼话。也许鬼话里有科学的真相,也许科学必待觉悟,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一味像现在那样科学下去,人类也许真要进入鬼域。问题始终还是,何谓科学?从未被科学地说出,反而造就新的迷信,而科学的宗旨本是要破除迷信。科学正使自己更高维度的宗教。鬼话也许正是科学的良心,阻止科学的独裁,并显示科学的光亮后面,是无边的黑暗。

随感二十五

〇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问题不在教不教,而是如何教,不教也是教;与其让不够格的老师来教,不如不教。当今的教育,似已大不同于那时,不是不管,反是管得过度了。但问题仍在,就是不把孩子当人,更不把他当成自己,当成他自己。具体讲,一是把孩子当成私有物和工具,这样就在孩子身上种植了奴性;而出人头地的要求,又种植了自私;更有拜物与消费的诱惑,滋生好逸恶劳和急功近利。奴性-自私-物欲,即是灭种的征兆。二是现在的教育几乎都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精神的培养和道德的自觉,几乎没有关系,毋宁说反是一种遮蔽。此外,学会做人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但世俗有关的说教,大抵是低级甚至卑劣的人情世故。三是师道尊严的鼓吹压制了好学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反抗的意识,并使家长们成为供养者。要知,好学才是德性,才是主导生命自身成长的力量。职业培训和专业建设,纵然造就社会需要的人才,但是不是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还是未知数。

题记

〇 鲁迅先生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时弊是不可能消灭的,就像病菌,还会有变异,每个人都是带菌生存,特别在现在这种空前开放的环境。重要的还是要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更要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这就是作者的文字在当下的价值,虽然过去了近百年,仍有某种借鉴的现实意义。这正是我通读鲁迅全集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和致敬,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精神卫生。

热风目录

题记
随感录二十五
随感录三十三
随感录三十五
随感录三十六
随感录三十七
随感录三十八
随感录三十九
随感录四十
随感录四十一
随感录四十二
随感录四十三
随感录四十六
随感录四十七
随感录四十八
随感录四十九
随感录五十三
随感录五十四
随感录五十六
随感录五十七
随感录五十八
随感录五十九
随感录六十一
随感录六十二
随感录六十五
随感录六十六
智识即罪恶
事实胜于雄辩
估学衡
为俄国歌剧团
无题
以震其艰深
所谓国学
一是之学说
不懂的音译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即小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