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孟子梁惠王）请解读这段话。
《孟子－梁惠王下》中＂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对话，蕴含着孟子深刻的民本政治思想与革命理论。这段对话表面上是讨论历史事件的正当性，实则暗含对齐宣王政治实践的劝谏，体现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核心政治哲学。
一、对话的历史语境与背景
这段对话发生在齐宣王与孟子的会面中，具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意图。公元前３１４年，齐国攻占燕国后，孟子曾劝谏齐宣王＂施仁政、立新君＂，但未被采纳。诸侯联兵攻齐，齐宣王事后感叹＂吾甚惭于孟子＂。因此，这段对话很可能是在齐宣王面临统治危机时，孟子通过历史典故对其统治合法性的劝谏。
对话中，齐宣王首先询问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历史记载，表明其对历史变革的正当性存在疑问。接着，他直接提出＂臣弑其君可乎＂的尖锐问题，这反映了齐宣王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潜在担忧，以及对暴力革命的矛盾心理。孟子则通过精妙的论证，将历史事件与政治哲学巧妙结合，回应了齐宣王的疑问。
二、＂诛一夫＂的论证逻辑分析
孟子的论证包含三个关键环节，层层递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
１．伦理定性：暴君的＂贼仁贼义＂
孟子首先从伦理角度对桀纣进行定性，提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这里的＂贼＂与＂残＂并非普通罪人，而是特指违背仁义道德的统治者。孟子认为，真正的＂仁＂体现在关爱民众、保障民生；＂义＂则表现为遵循道义、维护公平。桀纣作为君主，不仅没有践行仁义，反而残害仁义，因此已失去作为君主的道德基础。
２．身份降格：从＂君＂到＂一夫＂的转变
在伦理定性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残贼之人谓之一夫＂。这里的＂一夫＂并非简单指代＂一个人＂，而是特指失去民心、众叛亲离的暴君。孟子通过＂正名＂的哲学方法，重新定义了桀纣的政治身份。根据《荀子－议兵》记载，早在《尚书》中，纣王就被称作＂独夫＂：＂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
３．合法性重构：诛暴与弑君的本质区别
孟子最后总结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区分＂诛＂与＂弑＂的道德内涵。＂弑＂特指臣子无理杀君，而＂诛＂则指正义讨伐罪人。通过将桀纣从＂君＂降格为＂一夫＂，孟子实际上将武王的行为重新诠释为＂诛独夫＂而非＂弑君＂，从而在道德上为革命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三、＂民贵君轻＂的政治哲学内涵
这段对话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一思想出自《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内涵可从三个维度解析：
１．价值层级：民、社稷、君的排序
孟子明确提出了＂民－－社稷－－君＂的价值排序，这一排序颠覆了传统＂君－－社稷－－民＂的等级观念。在孟子看来，社稷（国家制度）是服务于民的工具，而君主则需以＂得民心＂为存续前提。这种排序反映了孟子对政治合法性的根本理解：政权的基础在于民众的支持，而非君主的血统或天命。
２．政权合法性标准：民心向背
孟子构建了＂天意即民意＂的政治逻辑，将政权合法性与民心直接关联。他在《孟子－离娄上》中明确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这一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天命永恒＂观念，强调天命会因统治者的德行优劣而发生转移，为后世反抗暴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３．君臣关系的动态平衡：君不君则臣不臣
孟子提出了一种动态平衡的君臣伦理观，突破了＂君君臣臣＂的绝对义务。他认为，君主若不行仁政，就不再具备＂君＂的资格；同样，臣子面对失德的君主，也有责任劝谏甚至更换统治者。这种观点在后世引发了＂尊君—罪君＂的内在张力，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特点。
四、思想的历史影响与接受差异
孟子的＂诛一夫＂与＂民贵君轻＂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接受程度在东亚不同地区呈现明显差异：
１．中国：从理论到实践的张力
孟子思想在中国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复杂演变。宋代朱熹将其编入＂四书＂，成为科举必修内容，但设置了＂必有桀纣之暴，必有汤武之仁＂的双重前提，将革命条件绝对化以维护君主制根基。明清时期，朱元璋等君主曾删节《孟子》相关内容，但部分帝王仍将其作为施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这种张力使得孟子思想在历史上既有劝谏君王的积极作用，又因被统治者选择性接受而难以彻底实践。
２．朝鲜李朝：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朝鲜李朝对孟子思想的接受度高于中国儒学正统。李朝学者李珥（栗谷）在《圣学辑要》中系统论证了＂诛一夫＂的合理性，将其应用于政治实践。这与李朝政治环境有关：一方面，朝鲜士大夫阶层通过儒家思想争取政治话语权；另一方面，李朝频繁的政变背景使其更易接受推翻暴政的理论。李珥的理论为朝鲜政治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影响了李朝的政治实践。
３．日本德川幕府：思想的压制与转化
日本德川幕府（１６０３-１８６８）则对孟子思想持压制态度。山崎暗斋学派提出＂汤武非圣人论＂，否定革命学说。幕府将程朱理学定为官学，强调＂忠君＂伦理，甚至禁止《孟子》传播（坊间传言携带《孟子》回航会遭遇海难）。这种压制反映了幕府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维护。然而，日本近世的古学派学者如荻生徂徕等，虽未直接继承孟子思想，却以＂尊王攘夷＂等主张对抗幕府统治，间接体现了孟子思想在日本的转化与影响。
五、思想的现代意义与启示
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当代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政治合法性的现代诠释
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与当代＂人民至上＂理念存在内在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惟邦本＂，将孟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政治语境中，＂民贵君轻＂被重新诠释为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现代民主精神，而非简单的推翻统治者。
２．民生优先的治理逻辑
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逻辑在当代转化为＂民生优先＂的治理理念。孟子强调君主应＂不违农时＂、＂谨庠序之教＂、＂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等具体民生措施。当代政府同样将改善民生、保障公平作为施政重点，如脱贫攻坚、社会保障等政策直接体现了＂保障民生＂的民本逻辑。
３．权力制约的制度思考
孟子思想启发了对权力制约的制度性思考。虽然孟子并未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制度设计，但他强调＂得民心＂的重要性，实际上为权力制约提供了道德基础。当代政治制度中，选举制度、监督机制等都体现了对权力制约的制度化思考，这与孟子思想在精神上一脉相承。
六、思想的局限性与当代反思
孟子思想虽有深远影响，但其局限性也值得当代反思：
１．阶级局限与个体权利缺失
孟子思想中的＂民＂是集体概念，而非个体权利主体。他主张民众整体利益优先，但未涉及平民个体的政治地位，更未提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参与机制。这反映了孟子思想的阶级局限性，其本质仍是服务于等级制的＂贤能政治＂。
２．实践路径的模糊性
孟子思想在实践路径上存在模糊性。他虽肯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但并未明确赋予民众直接推翻统治者的权利，而是强调君主应主动＂得民心＂。这种模糊性使得孟子思想在历史上更多被统治者用于自我约束，而非被民众作为反抗暴政的理论武器。
３．与现代民主的差异
孟子思想与现代民主存在本质差异。现代民主强调主权在民、个人权利平等、制度化参与等原则，而孟子思想则以＂贤能政治＂为路径，强调道德教化与君主自律。两者虽共享＂重视民意＂的基础价值，但在政治实践方式上存在根本区别。
结论
孟子与齐宣王的这段对话，表面上是关于历史事件的讨论，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民本政治哲学与革命理论。孟子通过＂诛一夫＂的论证，构建了一个以民心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突破了传统礼制对暴力革命的道德禁忌。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尊君—罪君＂的内在张力，对东亚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当代语境中，孟子思想启发了＂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但其阶级局限与实践路径的模糊性也提醒我们，需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同时，结合现代民主理论，构建更加完善的政治伦理体系。孟子的＂民贵君轻＂虽未直接等同于现代民主，但其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精神，对当代政治治理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通过重新解读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思想的本质不是鼓励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构建＂天意即民意＂的政治逻辑，警示统治者重视民生、施行仁政。这一思想在当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提醒我们无论何种政治制度，都应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实现真正的＂以民为本＂。
夸克深度研究，２０２５－１０－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