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请解读这段话。
孟子在《公孙丑上》中提出的这段关于＂王霸之辨＂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这段文字不仅构建了＂王道＂与＂霸道＂的二元对立框架，更通过商汤、文王的历史案例，论证了德政与民心在政治统治中的决定性作用。孟子的＂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思想，颠覆了当时以武力扩张和大国实力为核心的霸权思维，为后世中国政治文化注入了＂仁政＂与＂民本＂的价值基因。
一、文本字面解读
这段文字以公孙丑与孟子的对话展开，公孙丑首先询问：＂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如果先生在齐国当权，能否再现管仲、晏子的功业？）孟子则通过对比，阐明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路径：
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依靠武力而假借仁义的国君可以成为霸主，但成为霸主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支撑。这里的＂力＂主要指军事力量和国家硬实力，＂假仁＂则是表面仁义，实则以武力为后盾的统治手段。
２．＂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依靠道德而施行仁政的国君可以成为天下归往的君王，而成为君王则不需要依赖国家的强大规模。商汤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国土，周文王凭借方圆百里的国土，都成就了王业。
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通过武力征服他人，他人并非从内心真正服从，而是因为武力不足以对抗而被迫服从。这里的＂力不赡＂指武力资源不足以供养民众或无法维持长期统治。
４．＂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通过道德感召使他人服从，人们会发自内心地喜悦并真诚地服从，就像孔子的七十多位弟子心悦诚服地跟随孔子一样。
《诗经》中的＂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从西面到东面，从南面到北面，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人），则进一步佐证了孟子的观点：真正的王道统治能够获得天下人的心悦诚服。
二、王霸之辨的思想体系
孟子的＂王霸之辨＂并非简单的政治策略选择，而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以下核心思想：
１．道德优先原则：王道政治的核心在于＂德＂，即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孟子认为，真正的统治合法性源于统治者的道德品质，而非武力或制度。这与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一脉相承，强调统治者个人修养与政治实践的统一。
２．服人方式的本质差异：霸道通过武力强制实现统治，而王道通过道德感召获得认同。孟子指出，武力征服只能获得表面的服从，＂非心服也＂，而道德感召则能实现＂中心悦而诚服＂的深层认同。这种区别反映了儒家对政治本质的不同理解－－政治不仅是权力关系，更是道德关系。
３．政治规模与道德境界的倒置：在常人看来，强国才能成就霸业，而孟子则强调，小国若能行仁政，同样可以成就王业。商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正是这一观点的历史例证。这颠覆了当时以国家规模衡量政治成就的世俗认知。
４．历史经验的总结：孟子通过历史比较，指出商周更迭的历史教训－－商朝虽有＂六七作＂的贤圣之君，但最终因纣王失德而失去天下。相比之下，周文王虽国土不大，但德政感召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这种历史分析强化了德政的必要性与有效性。
三、商汤、文王案例的支撑作用
孟子以商汤、文王为例，有力支撑了其＂以德行仁者王＂的论点：
１．商汤的德政实践：商汤即位后，＂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通过德政赢得民众支持。他迁都亳地，积蓄力量，任用贤才如伊尹，以＂以德立威＂的方式使邻近部落纷纷归附。当商汤灭夏时，他＂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通过《汤誓》宣示伐桀的正义性，最终获得＂三千诸侯＂的拥戴。
２．文王的仁政举措：周文王＂推行’怀保小民’政策，减轻刑罚、宽厚待民＂，重视民生，＂关心百姓的疾苦，时常深入民间＂。他＂掩埋路边骸骨＂等具体行为，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使民众对其产生深厚情感。他表面臣服商纣，实则暗中积蓄力量，通过联合反商势力，最终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３．历史对比的说服力：孟子将商汤、文王的德政与夏商周三代的鼎盛时期对比，指出当时＂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国已具备类似或更大的条件。这表明，政治成就的大小不取决于国土面积的大小，而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够施行仁政。
四、＂乘势待时＂的现实意义
孟子在对话中不仅区分了王道与霸道，还提出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的时机观：
１．时势分析的精妙：孟子认为，齐国已具备行王政的有利条件－－＂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即土地资源没有改变，民众聚居状态也没有改变。这意味着齐国已拥有实施仁政的基础条件，只需转变统治方式即可。
２．民心向背的关键作用：孟子强调，在当时＂民憔悴于虐政＂的背景下，施行仁政的君王＂犹解倒悬也＂，即像解救被倒挂的人一样，民众会热烈欢迎。这体现了孟子对民众心理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仁政实施效果的乐观估计。
３．事半功倍的实践智慧：孟子指出，＂今时则易然也＂，即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这种＂乘势待时＂的实践智慧，反映了孟子既坚持原则又注重现实的辩证思维。
五、儒家传统中的王霸观演变
孟子的王霸之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传统中的政治思想：
１．孔子的奠基：孔子虽未完全对立王与霸，但已明确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王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为霸道。他对管仲的评价也很矛盾，一方面肯定其＂尊王攘夷＂之功，另一方面批评其僭越礼制。这种矛盾态度为孟子的王霸之辨提供了思想基础。
２．孟子的体系化：孟子首次明确将王道与霸道对立，构建了完整的＂王霸之辨＂体系。他不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路径，还分析了它们的本质区别、历史案例和现实意义，使这一思想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
３．荀子的调和：荀子虽也强调王霸之辨，但提出＂王霸并用＂思想，认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这与孟子的彻底王道思想形成对比，反映了儒家内部对政治现实的不同理解。
４．宋明儒学的深化：宋明儒者进一步将王霸之辨与心性论结合，如程颢、程颐以＂天理＂与＂私心＂区分二者，朱熹将汉唐政治归为霸道，王阳明则强调＂心即理＂，认为后世儒者仅得＂霸术＂而未达王道真义。这种发展使王霸之辨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
六、战国时期的现实意义
孟子的＂行仁政而王＂主张在战国时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１．与法家思想的对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盛行，强调＂严刑峻法＂和＂富国强兵＂。商鞅变法在秦国推行＂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奖励农战＂和＂实行郡县制＂，使秦国迅速强大。相比之下，孟子主张的仁政被视为不切实际，反映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深刻对立。
２．对齐国政治的批判：齐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虽然疆域广阔（约２5万平方公里），人口众多（约500万），但田氏代齐后的统治依赖法家策略，如＂官山海＂政策（国家垄断盐铁经营）和＂四民分业＂制度。孟子对齐国的批评，体现了儒家对法家治国理念的反思。
３．对诸侯国的启示：孟子认为，诸侯国若能施行仁政，即使不依赖武力，也能获得天下归心。他通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比喻，强调道德感召的力量远胜于武力威慑。这一观点在当时虽不被广泛接受，却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
４．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孟子指出，桀纣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他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民心向背视为政权存续的根本。这种民本思想在战国时期具有前瞻性，为后世＂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七、现代启示
孟子的＂王霸之辨＂思想对现代政治仍有重要启示：
１．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孟子强调统治合法性源于道德感召而非武力或制度，这提醒我们现代政治中，政府的道德责任与公共利益导向同样重要。
２．治理方式的多元性：孟子区分了＂以力服人＂和＂以德服人＂两种治理方式，启示我们现代社会中，硬性管理与软性引导应有机结合，而非单纯依赖强制手段。
３．小国大业的可能性：商汤、文王以小国成就大业的历史案例，表明国家治理的成功不完全取决于物质条件，而更多取决于治理理念与实践。
４．民心向背的决定性作用：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论断，强调了公共政策的道德基础与民众认同的重要性，这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结论
孟子的这段论述，构建了儒家＂王霸之辨＂的核心框架，强调政治统治的本质在于道德感召而非武力强制。通过商汤、文王的历史案例，他证明了小国通过施行仁政同样可以成就大业。在＂乘势待时＂的时机观中，孟子既坚持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又展现了对现实的深刻洞察。
这段文字不仅是对战国时期政治现实的批判，更是对儒家政治哲学的系统阐述。它强调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的重要性，揭示了民心向背对政权存续的决定性作用，并为后世提供了＂仁政＂与＂民本＂的政治思想资源。尽管在战国时期，孟子的主张因与法家思想对立而未能被广泛接受，但它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与思想发展。
夸克深度研究，２０２５－１０－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