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荀子非相）请解读这段话。
荀子在《非相》篇中提出＂君子必辩＂的思想，标志着儒家从孔子＂讷言敏行＂到主动参与思想论争的转型。这段文字不仅阐述了君子在言语表达上的必要性，更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论辩伦理体系，将辩论分为圣人之辩、士君子之辩与小人之辩三类。通过对比不同层次的辩说方式，荀子强调了＂仁言＂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符合礼义的辩说远胜于沉默，而违背仁义的言辞则不如沉默。这一理论既是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环境的回应，也是荀子＂性恶论＂与＂礼法结合＂思想在言说领域的延伸，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君子必辩＂的历史背景与思想转型
＂君子必辩＂是荀子对早期儒家＂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突破。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强调君子应言语谨慎、行动敏捷，体现了早期儒家重实践、轻空谈的处世态度。这种＂讷言＂传统与春秋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关，儒家学者主要通过示范和实践来传播思想。然而，到了战国时期，学术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迫使儒家从被动转为主动辩说。墨家作为与儒家并列的＂显学＂，直接对儒家展开系统性批判，如墨子批评儒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纵横家则以权谋和诡辩为手段，与儒家注重伦理的辩论风格形成对立。面对这些挑战，荀子意识到，若儒家一味固守＂讷言＂传统，将无法在思想论争中争取话语权，最终可能导致儒家思想被边缘化。
荀子的＂必辩＂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孟子虽被称为＂好辩＂，但其辩说仍带有孔子＂讷言＂的痕迹，如孟子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而荀子则更进一步，明确主张＂君子必辩＂，认为这是儒家在思想论争中立足的必要条件。这一转变既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也是对儒家内部保守倾向的批判，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战国末期的转型与创新。
二、荀子对辩说的分类标准与伦理要求
荀子在《非相》《正名》等篇章中构建了完整的论辩理论体系，将辩说分为三类，各有其独特的标准与要求：
１．圣人之辩：最高层次的理想辩说
圣人之辩是荀子理想化的辩说形态，表现为＂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这种辩说无需事先谋划，却能精准切中问题本质，其言辞既合乎逻辑规范又具备美学价值，且能在情境变化时展现出灵活的应变能力。
圣人之辩的哲学基础在于＂虚壹而静＂的认知理论。＂虚＂指排除既有成见的干扰，＂壹＂指专注把握核心本质，＂静＂指保持理性的思维状态。这种认知状态使圣人能在论辩中无需刻意准备，却能自然切中要害，形成＂发之而当，成文而类＂的理想辩说。
圣人之辩的价值取向是＂真善美＂的统一。它不仅追求真理，也注重道德价值，同时兼顾语言形式的美感。这种辩说不是为了战胜他人，而是为了传播真理和道德，体现了荀子＂化性起伪＂理论在语言实践中的运用。
２．士君子之辩：规范化的理想辩说
士君子之辩是荀子对儒家知识分子的辩说要求，具体表现为＂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与圣人之辩不同，士君子之辩需要预先的思考与准备，但同样要求言辞文采斐然、内容真实可信、论证广博且立场正道。
士君子之辩的逻辑规范包括＂名正、辞当、统类、明白、精细、前后一致＂等原则：
－－名正：要求概念使用符合约定俗成的语义规范，＂名无固宜，约之以命＂
－－辞当：强调命题表述应与事实相符，＂辞合于说＂
－－统类：主张论据需与儒家经典体系相贯通，＂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
－－明白：提出需＂分别以明之＂，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述
－－精细：要求论证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细节
－－前后一致：禁止＂擅作典制＂的逻辑悖逆，保持论证连贯性
士君子之辩的伦理要求则包括＂仁心说、公心辨、忌讳不称、祅辞不出＂等准则：
－－以仁心说：辩说应以仁爱为出发点，反对为辩而辩的功利倾向
－－以公心辨：要求超越个人私利进行公共讨论，＂不动乎众人之非誉＂
－－忌讳不称：禁止使用冒犯尊卑等级或违背礼义的言论
－－祅辞不出：避免涉及怪力乱神等非理性内容
－－形式礼仪：保持＂辞让之节＂＂长少之理＂的谦逊克制论辩姿态
3．小人之辩：功利性的诡辩术
小人之辩表现为＂辞辩而无统＂＂多诈而无功＂，追求诡辩技巧而缺乏体系建构。荀子认为，这种辩说＂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既不能指导统治者，也无法教化民众，最终只能沦为＂奸人之雄＂。
小人之辩的典型特征包括：
－－动机层面：以个人私利为最终诉求，而非追求真理或道德
－－方法层面：无视礼义规范，＂诱其名、眩其辞＂，混淆概念（如名家＂白马非马＂）
－－效果层面：导致思想混乱，＂不治观者之耳目＂，哗众取宠
－－态度层面：＂不有兼听之明而有矜奋之容＂，缺乏谦逊与包容
荀子通过对比＂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强调辩说的核心在于其伦理价值。真正的辩说不是技巧的展示，而是＂言而仁之中也＂的道德实践。若言辞不符合仁义，＂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吶也＂；若言辞符合仁义，＂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这种观点将辩说从纯粹的技艺提升为道德实践，体现了荀子对儒家思想的创新。
三、＂仁言＂的内涵及其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
＂仁言＂是荀子对儒家＂仁＂概念的语言学延伸，强调＂仁＂不仅体现在内心修养和外在行为，更应通过言语表达出来。在《非相》中，荀子明确指出：＂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将言语表达与道德修养直接关联。
＂仁言＂的内涵包含四个维度：
－－伦理维度：以仁爱为核心价值导向，＂言而仁之中也＂，即言辞必须符合仁义原则
－－逻辑维度：要求＂名正辞当＂，即概念准确、命题合理、论证严密
－－实践维度：服务于＂化性起伪＂的教化目的，通过言语传播礼义以矫正人性之恶
－－形式维度：强调＂文而致实＂，即言辞既要文采斐然，又要真实可信
荀子的＂仁言＂思想与其＂性恶论＂紧密相关。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即人性本恶，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因此，他强调＂必待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在这一框架下，＂仁言＂成为＂化性起伪＂的重要工具，通过言语传播礼义以矫正人性之恶。
荀子的＂仁言＂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承袭与创新：继承孔子＂仁者爱人＂的核心，但将仁从内在情感转向外在制度（礼法），形成＂仁本礼用＂的体系
－－与孟子对比：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主张＂仁政＂源于心性；荀子则以性恶论为前提，强调＂仁言＂需借助礼法制度实现社会秩序
－－历史评价：长期被视为＂异端＂（因法家弟子李斯、韩非），但汉代后重新被纳入儒家正统，成为礼法思想的集大成者
四、辩说伦理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启示
荀子的辩说伦理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对现代公共话语和辩论实践也有重要启示：
１．对现代公共辩论的伦理规范启示
＂以公心辨＂原则对现代公共辩论具有指导意义。在当今社会，公共辩论常陷入＂为辩而辩＂的困境，缺乏真正的公共关怀。荀子的＂以公心辨＂要求超越个人私利，关注公共利益，为理性、建设性的公共对话提供了伦理基础。
＂忌讳不称，祅辞不出＂对现代信息传播具有警示作用。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虚假信息、非理性言论和煽动性表达泛滥。荀子的这一原则提醒我们，有效的沟通应避免哗众取宠和违背事实的言论，保持言论的真实性和建设性。
＂名正辞当＂对现代学术讨论具有方法论意义。荀子强调概念使用应符合约定俗成的语义规范，命题表述应与事实相符。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于当今学界避免＂伪命题＂和＂概念混淆＂具有重要启示。
２．对教育领域的批判性思维启示
＂先虑之，早谋之＂对批判性思维教育具有启发。荀子要求士君子之辩需预先周密思考，这种思维习惯与当代教育中培养批判性思维的目标高度契合。通过＂先虑之，早谋之＂的思维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系统性思考能力。
＂文而致实，博而党正＂对学术表达具有指导作用。荀子强调言辞既要文采斐然，又要真实可信；既要知识渊博，又要立场正道。这种要求对于当代学术写作具有借鉴意义，提醒我们在追求学术创新的同时，保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对师生互动具有启示。荀子主张君子辩说应秉持仁厚宽容之心，同时倾听时应虚心学习。这种观点对当代教育中的师生互动具有指导意义，提倡教师在教学中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学生则应带着学习的心态参与讨论。
3．对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启示
＂统类＂思想对现代法治具有启发。荀子主张论据需与儒家经典体系相贯通，＂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这种思想在现代法治中体现为法律解释需要遵循一定的解释方法和原则，确保法律解释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隆礼重法＂对现代治理具有借鉴。荀子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将礼提升为统摄社会规范的根本准则。这种思想对现代治理具有启示，提醒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应注重制度的系统性和一致性，避免碎片化和随意性。
＂忌讳不称＂对现代言论规范具有参考。荀子强调在辩说中需避免冒犯尊卑等级的言论，这在现代语境中可理解为尊重不同观点和文化背景的交流原则。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有效的沟通需要尊重差异，避免因文化或价值观差异而产生的冲突。
４．对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论启示
＂统类＂思想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荀子的＂统类＂思想强调通过逻辑推演把握事物规律，＂以类度类＂。在跨文化对话中，这种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寻找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建立对话的基础。
＂以公心辨＂对跨文明交流具有指导意义。荀子主张超越个人私利进行公共讨论，这种态度对于处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误解具有重要启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间的对话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非简单的＂文化霸权＂或＂文化冲突＂。
＂忌讳不称，祅辞不出＂对国际交流具有警示作用。荀子强调在辩说中应避免涉及怪力乱神或非理性内容，这一原则提醒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应避免传播未经证实的谣言或极端言论，保持交流的理性和建设性。
五、结论与启示
荀子的＂君子必辩＂思想是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环境的积极回应，也是对早期儒家＂讷言＂传统的突破。通过构建＂圣人之辩＂、＂士君子之辩＂与＂小人之辩＂的分类体系，荀子不仅确立了儒家在思想论争中的地位，更将辩说提升为一种道德实践。
＂仁言大矣＂的核心在于将言语表达与道德价值相结合。荀子认为，真正的辩说不是技巧的展示，而是＂言而仁之中也＂的道德实践。这种观点打破了言语与道德的二元对立，将言语表达视为道德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荀子的辩说伦理理论对当代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在公共辩论中，应注重＂以公心辨＂，超越个人私利，关注公共利益
－－在教育领域，应培养兼具逻辑思维与道德关怀的＂仁言＂能力
－－在社会治理中，应建立＂名正辞当＂的制度规范，确保政策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在跨文化对话中，应寻求＂统类＂的共性基础，建立相互尊重的交流机制
荀子的＂君子必辩＂思想，从历史背景到理论建构，再到现实意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辩说伦理体系。这一思想不仅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更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辨智慧和伦理资源。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荀子的＂辩言仁＂思想提醒我们，有效的沟通不应仅追求形式的华丽，更应注重内容的伦理价值和逻辑严谨性。
夸克深度研究，２０２５－１０－１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