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第三）请解读这段话。
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第三》中＂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的论述，体现了其对《春秋》战争观的深刻诠释，也展现了他将儒家仁义思想与汉代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贡献。这段话的核心在于批判＂任力＂而推崇＂任德＂，主张以仁义之德代替武力之强，通过德政而非暴力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秩序。＂仁义＂一词在此语境中不仅是道德准则，更是政治实践的指导原则，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政治意义。
一、《春秋》战争观的哲学阐释
《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对战争有着独特的评判标准。董仲舒指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即它不使用固定不变的措辞，而是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灵活性体现在对战争的评判上：当晋国变得像夷狄一样残暴时，《春秋》就将其视为夷狄；而当楚国表现出君子的美德时，《春秋》又将其视为君子。董仲舒认为，这种评判标准的根本在于＂仁义＂，即是否体现了仁爱之心和义理原则。
在具体分析中，董仲舒特别强调了《春秋》对战争的谨慎态度。他指出，战攻侵伐，虽数百必起，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即《春秋》虽然记载了众多战争，但只选择性地记录少数几场，这是因为战争对人民的危害极大。进一步，他解释说：一同之辞，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即在记载会盟等事件时，地位高者居前；而在记载战争时，发起者居后，这表明《春秋》对战争发起者的批评态度。
董仲舒将《春秋》的战争观归纳为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的厌恶，以及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的好尚。前者批判的是依靠武力而非德行的统治方式，后者推崇的是设置武力而不滥用，以仁义道德服众的治理理念。这种思想反映了董仲舒对汉代政治现实的关切，特别是对汉武帝时期频繁战争的忧虑。
二、＂仁义＂概念的内涵解析
董仲舒对＂仁义＂的阐释，既有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也有其独特的创新与发展。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他明确区分了＂仁＂与＂义＂的内涵：
１．仁的本质：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仁的核心在于对他人、对民众的关爱，而非仅仅关注自身的利益。董仲舒认为，真正的仁爱应当超越个人边界，扩展至社会乃至天下。他以晋灵公为例，指出即使厚爱自己，若不能关爱他人，也不能称为仁。仁的最高表现是王者爱及四夷＂，即统治者应将仁爱施及天下四方。
２．义的本质：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义的核心在于自我端正、自我约束，而非仅仅要求他人。董仲舒强调，统治者若不能首先端正自己，纵然能端正他人，也不能称为义。他以楚灵王、齐桓公为例，指出他们虽然能讨伐叛贼、惩罚罪人，但自身不正，故《春秋》不认可其义。义的最高表现是贵微重始，戒骄戒奢＂，即统治者应注重细节、谨慎开始，避免骄傲奢侈。
３．仁义的关系：董仲舒认为，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仁是爱人的道德情感，义是自我约束的道德原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即仅有仁爱而无智慧，会导致盲目施爱；仅有智慧而无仁爱，则会导致理性缺失。董仲舒特别强调＂莫近于仁，莫急于智＂，认为仁是道德的根本，智是实践的关键。
三、仁义的神圣化：从人性到天道
董仲舒对＂仁义＂的阐释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将其与天道相联系，赋予其神圣性和宇宙论意义：
１．仁即天心：董仲舒提出＂仁，天心，故次以天心＂的著名命题，将仁提升至天的本质属性。他认为，天之所以能够生育万物、养育万物，是因为天有仁爱之心。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他进一步阐释：＂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这种将仁与天道相联系的思路，使仁义思想获得了超越性的神圣基础。
２．阴阳五行与仁义：董仲舒通过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仁义的宇宙论框架。他认为，阳为仁而阴为戾＂，即阳气代表天的仁德，阴气代表天的刑罚。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即天通过四季运行体现其仁爱。这种思想使仁义不再是纯粹的人性道德，而是天道运行的内在规律。
３．人副天数：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的理论，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与天象相对应，如＂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这种天人同构的理论，使仁义成为人与天相副的自然属性，而非外在强加的道德规范。
四、仁义在汉代政治伦理中的实践价值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不仅具有哲学意义，更具有重要的政治实践价值：
１．制约皇权的伦理机制：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构建了制约皇权的伦理机制。他认为，天子受命于天＂，若行仁政则天降祥瑞（如甘露、嘉禾），若失仁则遭灾异谴告（如旱涝、地震）。这种机制使仁义成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也使统治者必须重视仁义道德。
２．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董仲舒将仁义思想与＂三纲五常＂结合，构建了汉代的伦理秩序。他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均取自阴阳之道。这种将伦理规范与天道相联系的思想，为汉代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３．推恩令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践：董仲舒的仁义思想在汉代政治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他支持汉武帝的＂推恩令＂，认为这是以仁爱之道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他对＂盐铁官营＂持谨慎态度，认为应以仁义为指导，避免过度剥削民众。这种仁义与智慧结合的治理理念，体现了＂必仁且智＂的政治哲学。
４．察举制与人才选拔：董仲舒的仁义思想还影响了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他主张以＂孝廉＂为标准选拔官员，认为这是仁义的体现。这种制度在汉代得到了实施，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支撑。
五、仁义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儒家思想的体系化：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使儒家思想从分散的道德准则发展为系统的政治哲学，为后世儒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将仁义与天道、阴阳五行相结合，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
２．中央集权制度的伦理支撑：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为汉代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伦理支撑。通过＂大一统＂思想和＂三纲五常＂伦理，他为汉代统治者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统治理论，使儒家思想从民间学说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
３．当代价值：董仲舒的仁义思想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他强调的以德治国、以人为本、预防祸患等理念，与现代社会治理的许多原则相契合。他的＂必仁且智＂思想也提醒我们，仅有道德情感而无理性判断，或仅有理性判断而无道德情感，都难以实现良好的治理。
六、结论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第三》中对《春秋》战争观的阐释，以及对＂仁义＂概念的哲学与政治解读，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汉代的重要发展。他通过＂天人感应＂理论，将仁义提升至天道的高度，赋予其神圣性和宇宙论意义；同时，他通过＂必仁且智＂的政治哲学，强调仁义与智慧的结合，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完整的治理理论。
＂仁义以服之＂的深层含义在于：真正的统治不是依靠武力的强制，而是依靠德行的感召。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既是对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汉代政治现实的回应与指导。它不仅为汉代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伦理基础，也为后世中国政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当代社会治理中，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提醒我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能忽视道德与伦理的价值。
夸克深度研究，２０２５－１０－２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