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闇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请解读这段话，重点在仁与义两字，以及董子的仁义思想。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中关于仁义思想的论述，体现了汉代儒学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段文字不仅阐明了仁义的本质区别，更通过＂仁安人，义正我＂的命题，构建了一个以天道为本源、以政治伦理为实践的完整思想体系，为汉代大一统政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一、仁义的本质区别与施用对象
董仲舒首先明确指出《春秋》所研究的是人与我的关系，而规范这种关系的准则则是仁与义。他强调＂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这不仅是对仁义功能的基本定位，更是对两者施用对象的严格区分：
１．仁的本质在于爱人：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但将其外延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他指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强调仁的核心是对他人的关爱而非自我满足。通过晋灵公的例子，董仲舒批判了只爱自己而不爱民的行为，认为即使＂厚自爱＂，若＂不爱人＂，也不能称为＂淑人＂。
２．义的本质在于正己：董仲舒提出＂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将义的施用对象严格限定在自身。他通过楚灵王讨伐陈蔡之贼、齐桓公执袁涛涂之罪等历史事例，说明即使能够＂正人＂，若＂我不正＂，也不能称为义。这体现了董仲舒对义的重新界定，即义不再是简单的公正原则，而是统治者自我约束的道德要求。
３．方向性差异：董仲舒进一步用＂往＂与＂来＂、＂远＂与＂近＂来区分仁义的作用方向。＂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表明仁是向外施与、惠及他人的，而义是向内约束、要求自我的。这种方向性区分使仁义在董仲舒思想中具有了明确的实践指向。
二、仁的神圣化：从人性到天道的提升
董仲舒对仁义的论述，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仁神圣化，与天道相联系，从而赋予其超越性的道德权威：
１．天仁合一：董仲舒将＂仁＂投射到＂天＂上，提出＂天志仁，其道也义＂，认为＂仁＂就是＂天心＂。这种神圣化处理使仁不再是单纯的人性道德，而是宇宙本体的最高准则。他解释道：＂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表明天通过四季运行、化育万物来体现其仁爱本质。
２．阴阳二气的道德诠释：董仲舒将阴阳二气与仁义联系起来，提出＂阳气仁而阴气戾＂的理论。阳气象征仁爱（温暖、给予、爱生），阴气象征严厉（寒冷、夺取、厌恶）。这种哲学化处理使仁义具有了宇宙论基础，成为自然与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
３．由天而人的人性论：董仲舒认为人是天地所生，必然禀受天之仁。他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指出：＂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表明人的仁义品质源于天的赋予，统治者若不行仁义，就是违背了天道。
三、统治者的仁义要求与政治意义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最终落脚于对统治者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
１．对统治者的仁义要求：
－－仁的实践：董仲舒强调＂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要求统治者将仁爱扩展至最广泛的社会层面。他通过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的对比，说明仁爱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统治者的道德评价与政治命运。
－－义的实践：董仲舒要求统治者＂正我＂而非＂正人＂，即首先端正自身。他反对＂我无之而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的行为，认为这是＂其理逆矣＂，违背了义的本质。
２．不与民争利的政治经济学：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进一步发展了仁义思想，提出＂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的著名观点。他认为＂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明确将求利与求仁义区分为不同阶层的道德责任。对于统治者，他强调＂不与民争业＂，认为＂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主张＂受大者不取小＂，即享有丰厚俸禄的统治者不应再与民争利。
３．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将仁义与天人感应理论相结合，提出＂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以及＂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的观点。他通过天人感应理论，将统治者的仁义行为与政治合法性联系起来，认为＂国家失道则天降灾异＂，统治者若不行仁义，就会招致天谴，最终导致＂莫之亡而自亡也＂。
四、董仲舒仁义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
董仲舒对仁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１．对先秦儒家的继承与发展：
董仲舒既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孟子＂亲亲而仁民＂、荀子＂不与民争业＂等思想，又对其进行了系统化和理论化。他将仁从血缘亲情扩展到普遍关爱，将义从公正原则提升为统治者自我约束的道德要求，使儒家思想更适合汉代大一统政治的需要。
２．汉代大一统的政治伦理基础：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为汉代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伦理依据。通过＂仁大远＂思想，他要求统治者跳出家族小圈子，面向天下，实施广泛的仁爱；通过＂义大近＂思想，他强调统治者必须自我约束，正己以正人。这种思想体系有助于化解汉初以来的诸侯与中央的矛盾，为汉武帝的＂推恩令＂等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３．当代启示：
董仲舒的＂仁大远＂思想对于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发，体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大爱精神；他的＂不与民争利＂思想则为现代政府的经济伦理提供了历史借鉴，强调统治者应以服务民众为己任，而非与民争利。同时，他通过＂天人感应＂理论对统治者行为的约束，也为现代政治中的权力监督机制提供了思想资源。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通过将仁与义分别指向他人与自我，构建了一个既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又具有普遍伦理价值的思想体系。他将仁神圣化为天道法则，赋予其超越性权威；同时将义内向化为自我约束，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这种思想既为汉代大一统政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又为后世儒家伦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
夸克深度研究，２０２５－１０－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