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我，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请结合这段话，阐述董仲舒的仁义思想。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是其儒家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儒家思想的重要创新。通过对《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我，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等论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重构，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仁义观。这种思想不仅对汉代政治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儒家仁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仁义的本体论区分
董仲舒对仁义的区分首先体现在本体论层面，他明确提出＂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这里的＂往＂与＂来＂并非简单的空间方向，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
＂仁谓往，义谓来＂的实质是仁义作用方向的不同。董仲舒认为，仁是向外施与的，表现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爱和恩惠；而义则是向内约束的，表现为对自我的规范和要求。这种区分使得仁义不再是笼统的道德概念，而是具有明确方向性的实践准则。
＂仁大远，义大近＂则进一步明确了仁义作用范围的差异。仁的爱应当尽可能广泛，远及四夷、诸侯、封内甚至鸟兽昆虫，体现为一种普遍的博爱精神；而义的约束则应当尽可能严格，近及自身的一言一行，体现为一种严格的自律要求。董仲舒以晋灵公为例，说明只顾自身享乐而不爱民的统治者，虽然＂厚自爱＂，但＂不爱人也，不为淑人＂。
这种本体论区分使董仲舒的仁义观具有了明确的实践指向：仁是对他人的施与，义是对自己行为的规范。他通过＂仁者人也，义者我也＂的简洁表述，将仁义与＂人我＂关系直接绑定，为后续的内治外治原则奠定了基础。
二、内治与外治的实践原则
董仲舒将仁义的本体论区分应用于政治实践，提出了＂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的内治外治原则，体现了他对统治者行为的系统性规范。
内治原则强调＂以义正我＂，即统治者应当通过自我约束和道德修养来治理国家。董仲舒指出，内治需要＂反理以正身＂，即回归到义理的基本原则，通过自省和自律来端正自身。同时，统治者应当＂据礼以劝福＂，即依据礼制来劝导民众追求幸福。这种内治原则的核心是＂义在我＂，强调统治者的自我完善是治国的基础。
外治原则强调＂以仁安人＂，即统治者应当通过仁爱之心来安定民众。董仲舒主张＂推恩以广施＂，即统治者应当将恩惠广泛施予民众；同时＂宽制以容众＂，即制定宽大的制度来包容民众。这种外治原则的核心是＂仁在人＂，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关爱和恩泽是治国的关键。
董仲舒还通过引用《诗经》中的两处记载来进一步说明治身与治民的不同原则：＂饮之食之，教之诲之＂说明治民应当先满足物质需求，再进行道德教化；而＂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则说明治身应当先尽职尽责，后享受利益。这种区分体现了董仲舒对统治者与民众不同行为规范的深刻理解。
三、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并非仅停留于伦理实践层面，而是将其与宇宙论和天道观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宇宙论层面，董仲舒将仁义与阴阳五行相联系。他提出＂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认为阳气代表仁（德）和施与，阴气代表义（刑）和约束。四季的运行也体现了这一原则：＂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秋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冬者天之所以藏也，礼者君之所以节也＂。这种将仁义与自然规律相联系的思想，使仁义具有了宇宙论的依据。
在伦理学层面，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认为人的形体结构与天的运行规律相符合。例如，人的四肢对应四季，人的五脏对应五行，人的喜怒哀乐对应阴阳变化等。这种＂人副天数＂的思想使仁义成为人与天沟通的桥梁，也使统治者的行为有了天道的依据。
在政治哲学层面，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将仁义神圣化。他认为，天会通过灾异谴告统治者的失德，如＂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出入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这种思想使仁义不再是普通的道德要求，而是具有神圣性的政治原则。
四、对君主行为的规范作用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最终落脚于对君主行为的规范，他提出了＂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的原则，为汉代君主统治提供了伦理基础。
＂以仁治人＂要求君主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董仲舒认为，君主应当＂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将恩惠施于远方的民众，甚至扩展到鸟兽昆虫。他强调，真正的仁爱是＂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只有这样，才能被称为＂仁者＂。这种思想体现了董仲舒对统治者责任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汉代大一统背景下对广泛仁爱的需求。
＂以义治我＂要求君主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董仲舒提出＂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认为义的核心是自我约束，而非对他人进行规范。他强调，统治者应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即追求道义而非利益，坚持原则而非计较功绩。这种思想使义成为约束君主权力的重要机制。
＂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则是对统治者行为态度的规范。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外则应当宽厚包容。他指出，如果统治者＂我无之而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即自己没有做到却要求他人做到，自己做了却批评他人做，这是不符合义的原则的。这种思想体现了董仲舒对统治者谦逊态度的强调，也反映了他对汉代政治现实的深刻洞察。
五、仁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政治意义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建立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之上，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的政治意义。
理论基础方面，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１．天道神圣化：董仲舒将仁义与天道相联系，提出＂仁，天心，故次以天心＂，认为仁是天的意志和心性，义则是天道的运行规律。这种思想使仁义具有了超越性的神圣地位。
２．人性论：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中民之性可以通过教化导引向善。他强调，统治者应当＂取仁于天而仁＂，即从天那里获得仁的品质，并以此治理国家。
３．三纲五常体系：董仲舒将仁义纳入＂五常＂之中，并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伦理纲常体系。他指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即三纲关系在天道中有所体现，为汉代封建伦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治意义方面，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１．制约君权：通过＂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将君主行为与天象变化相联系，认为君主失德会导致灾异谴告。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屈君而伸天＂的策略，通过天的权威来限制君主的权力。
２．社会整合：董仲舒的仁义思想强调普遍关爱，有助于调和汉代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他主张统治者不应＂与民争利＂，而应＂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为汉代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资源。
３．政治合法化：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为汉代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他提出＂天子受命于天＂，认为君主统治是天命所归，而天命的依据正是仁义之道。这种思想有助于巩固汉代中央集权制度。
六、董仲舒仁义思想的历史影响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对汉代及后世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汉代政治的影响，董仲舒的仁义思想被汉武帝采纳，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内容。他提出的＂以仁治人，义治我＂原则，使汉代政治伦理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法家的严刑峻法转向儒家的德主刑辅，为汉代大一统局面提供了思想支持。
对后世儒家的影响，董仲舒的仁义思想成为后世儒家的重要理论资源。宋代程朱理学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仁义观，将仁义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董仲舒仁义思想的影响。
对现代政治伦理的启示，董仲舒的仁义思想强调统治者自我约束与关爱民众相结合，这种思想对现代政治伦理仍具有重要启示。他提出的＂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原则，体现了对权力运行的道德要求，对现代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七、结论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通过本体论区分、实践原则构建、天道与人道统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在于＂仁者人也，义者我也＂的区分，即仁是对他人、对社会的施与，义是对自我行为的规范。
这种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通过＂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的原则，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行为指南；通过＂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的实践要求，为汉代政治伦理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不仅是对先秦儒家的继承，更是对儒家思想的创新。他将仁义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具有宇宙论基础的伦理体系，使儒家思想更适合汉代大一统的政治需要。
董仲舒的仁义思想在汉代及后世儒家思想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影响深远而持久。在当今社会，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仍具有重要启示，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规范权力运行方面，其＂躬自厚而薄责于外＂的道德要求仍有现实意义。
夸克深度研究，２０２５－１０－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