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请解读这段话。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中提出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这一论点，深刻揭示了儒家对＂仁人＂的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体系，以及对＂假仁人＂现象的批判态度。这一论述不仅是对胶西王推崇越王勾践与范蠡、文种为＂三仁＂的直接回应，更是董仲舒系统阐述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文本，对理解汉代儒学的核心理念具有关键意义。
一、＂仁人＂的定义与标准：内在道德优先于外在功利
董仲舒对＂仁人＂的定义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一表述强调了儒家对＂仁人＂的评判标准并非功利性结果，而是内在的道德动机与行为方式。仁人首先是一种道德身份，而非社会标签，其核心在于是否真正践行了＂仁＂的内在精神。
(一)仁人本质：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董仲舒将＂仁＂提升至＂天心＂的高度，认为＂仁为治首＂。他解释道：＂仁，天心，故次以天心。＂这里的＂天心＂不仅是自然现象的规律，更是道德价值的最高准则。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的理论框架，将＂仁人＂的行为与天道相联系，认为真正的仁人其行为是源于对天道的体悟，而非功利目的。
《春秋繁露－王道》中，董仲舒进一步指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这表明＂仁人＂的行为应当贯通天、地、人三者，实现三者的和谐统一，而非仅仅关注个人利益或短期功绩。
(二)仁人的实践标准：重道义轻功利
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仁人的实践标准，即＂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一标准包含两个方面：
１．正道重义：仁人首先应当＂正其道＂，即走正道而非邪道，遵循礼义规范。在董仲舒看来，真正的仁人应当＂修其理＂，即修明事理，以理为行为准则，而非以私利为动机。
２．不谋利不急功：仁人不应将谋取私利作为首要目标，也不应急功近利。董仲舒强调，仁人应当通过＂致无为而习俗大化＂的方式，实现社会治理的自然和谐。这种＂无为＂并非消极不作为，而是指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和教化，使社会风俗自然向善。
二、＂五伯＂的评价：表面仁义与内在诈伪的区分
董仲舒通过＂五尺童子羞称五伯＂的现象，揭示了儒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即不以功绩论英雄，而以道德动机与行为方式评判人物。
(一)五伯的＂诈以成功＂
董仲舒认为，五霸（通常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阖闾等）虽然在历史上建立了功业，但其行为方式是＂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这里的＂诈＂指的是以欺诈、权谋等不道德的手段达到目的，而＂苟为＂则是指功利主义的短视行为。
董仲舒以齐桓公为例，指出其＂谲而不正＂的行事风格。《公羊传》虽肯定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功绩，但董仲舒认为，齐桓公的行为动机不纯，更多是出于政治权谋而非真正的仁义。同样，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灭吴雪耻，虽然最终成就霸业，但其过程充满欺诈与权谋，不符合儒家对＂仁人＂的标准。
(二)五伯与三王的对比：道德境界的高低
董仲舒将五霸与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进行对比，认为五霸虽比其他诸侯贤能，但与三王相比，＂犹武夫之与美玉也＂。这表明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五霸的道德境界远不及三王。
董仲舒特别指出：＂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仁贤，何贤之有？＂这强调了儒家对人物评价的相对性标准－－在不同层次上比较人物的道德水平。五霸在诸侯中或许算是贤能，但与真正的仁人圣贤相比，他们缺乏根本性的道德修养。
三、＂假仁人＂现象：动机不纯与表里不一的批判
董仲舒的论述实际上揭示了＂假仁人＂现象的存在－－那些表面仁义但内在动机不纯、手段诈伪的人物，虽然可能获得一时功绩，但不配称作真正的仁人。
(一)儒家＂诚意＂概念与表里如一
儒家强调＂表里如一＂的＂诚意＂概念，认为真正的道德应当是内在的、真诚的。《大学》中指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惬意）。＂这表明儒家重视道德的内在性与真实性，反对自欺欺人。
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强调：＂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这说明儒家认为，真正的仁人应当兼具仁与智，表里一致，内外兼修，而非仅在表面显示仁义。
(二)动机与行为的统一
董仲舒对＂假仁人＂的批判，核心在于动机与行为的不统一。他认为，五霸的仁义行为往往是为了功利目的服务的，是＂先诈力而后仁谊＂的权宜之计。这种行为虽然在表面上符合仁义，但其内在动机是功利主义的，因此不配称作真正的仁人。
相比之下，三王的仁义行为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其动机与行为是高度统一的。董仲舒认为，三王＂不谋其利，不急其功＂，他们的行为是源于对天道的体悟和对人民的仁爱，而非出于功利目的。
四、普通人如何判断人物：道德准则的普及与＂五尺童子＂现象
董仲舒提到＂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的现象，这实际上揭示了儒家道德教育的普及性与道德判断的直观性。
(一)儒家教育的普及与道德准则的内化
汉代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使儒家道德准则得以在社会各阶层传播。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和郡国学，将儒家经典纳入基础教育。这种教育体系使普通人，甚至是＂五尺童子＂，也能接触到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如＂贵信贱诈＂的原则。
《春秋繁露－竹林》中，董仲舒通过司马子反的故事，诠释了＂仁＂与＂礼＂的关系，强调＂仁是质，礼是文＂，认为真正的仁义应当发自内心，而非仅在表面遵守礼制。这种思想教育使普通人能够通过直观的道德判断，区分真假仁人。
(二)＂五尺童子＂现象的象征意义
＂五尺童子＂是儒家经典中常用的象征，指代普通人或未受深度教育的孩童。董仲舒用此例强调，儒家的道德判断标准具有普适性，即使普通人也能通过基本的道德准则，判断历史人物是否符合＂仁人＂的标准。
董仲舒认为，五霸的诈伪行为违背了＂贵信贱诈＂的基本原则，因此即使是五尺童子，也会因受儒家教育的影响而羞于谈论他们。这表明儒家的道德教育已经深入人心，普通人能够通过简明的道德准则，形成对历史人物的基本判断。
五、儒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核心标准：动机与手段的道德性
董仲舒的论述反映了儒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核心标准－－动机与手段的道德性优先于结果的功利性。
(一)动机优先于结果
儒家认为，评判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首先应当考察其行为的动机，而非仅仅关注结果。董仲舒强调：＂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这表明即使通过欺诈手段取得成功，儒家也不认可其道德价值。
相比之下，三王的仁义行为是出于内在的道德动机，而非功利目的。董仲舒认为，三王的仁义是＂正其道＂、＂修其理＂的自然流露，因此他们＂不谋其利，不急其功＂，能够达到＂致无为而习俗大化＂的境界。
(二)手段的道德性要求
儒家不仅关注动机，也强调手段的道德性。董仲舒指出，真正的仁人应当＂正其道＂、＂修其理＂，即走正道、遵循事理，以正当的方式行事。而五霸则＂先诈力而后仁谊＂，以欺诈和权谋为手段，表面上才讲仁义。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中，董仲舒进一步指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这表明儒家虽然承认功利与结果的重要性，但更强调道德与正当手段的优先性。
(三)评价标准的相对性
董仲舒的评价标准具有相对性，他指出：＂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仁贤，何贤之有？＂这表明儒家对人物的评价并非绝对，而是根据不同的比较层次进行判断。
在诸侯中，五霸或许算是贤能，但在与三王的比较中，他们的道德境界就显得低劣。董仲舒通过这种相对性的评价，强调了儒家对道德标准的不断提升与追求。
六、结论：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层逻辑
董仲舒的论述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层逻辑，即道德评价应当基于动机与手段的道德性，而非单纯的结果或功绩。
(一)＂仁人＂的本质是内在道德而非外在标签
董仲舒对＂仁人＂的定义强调了内在道德的重要性，而非外在的功利标签。真正的仁人应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其行为是源于对天道的体悟和对人民的仁爱。
(二)＂假仁人＂现象源于动机与行为的不统一
董仲舒批判的＂假仁人＂现象，实际上是指那些动机不纯、表里不一的人。他们可能在表面上显示仁义，但内在动机是功利主义的，因此不配称作真正的仁人。
(三)普通人通过道德准则判断人物
董仲舒提到的＂五尺童子羞称五伯＂现象，反映了儒家道德教育的普及性与道德判断的直观性。普通人通过基本的道德准则（如＂贵信贱诈＂），也能对历史人物形成初步的道德判断，无需依赖复杂的学识或权威标签。
(四)儒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核心标准
董仲舒的论述揭示了儒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核心标准－－动机与手段的道德性优先于结果的功利性。儒家并不完全排斥功利，但强调功利应当建立在道德动机与正当手段的基础上，而非以功利为目的而牺牲道德。
因此，＂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一论点，不仅是对胶西王推崇越王勾践与范蠡、文种的回应，更是董仲舒系统阐述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文本，对理解汉代儒学的核心理念具有关键意义。
夸克深度研究，２０２５－１０－２７